(一)艱苦磨煉:“陜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寶貴的財富”
1969年1月13日,我們八一學校20多名同學,背負行囊,與北京市其他學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專列奔赴陜北延安農村,開始了上山下鄉的艱苦歷程。
1968年底我們辦理去陜西延川縣插隊手續時,按規定需要先到學校提出申請,攜帶學校證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戶口注銷,然后再回到學校憑戶口注銷證明領取北京市革委會發給我們幾十元錢插隊購置費。這個錢并沒有完全發到我們手里。學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較困難,學校革委會就扣出一部分錢集中給他們買東西。
按實際年齡,近平那一年還不滿16歲,還沒有到該去插隊的年齡。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們初67屆的同學,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兩歲,但因為早上一年學,只比我低一個年級,是68屆初中生。
我辦離京手續時遇到了近平。當時,我到八一學校革委會辦事組辦公室,把注銷戶口的證明交上去,負責人齊榮先老師很快把我的各種手續辦好了。這時,近平走進來,說他也要報名去插隊。齊榮先老師看上去有些吃驚,問道:“習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說是想走。齊老師說:“你還不到去插隊的年齡嘛,你應該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當工人的名額。”那時誰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窮鄉僻壤的陜北插隊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但近平表示堅決要走,要離開北京。
出發那天,我們兄弟兩個是自己背著簡單的行李到北京火車站的,沒讓家人來送。近平也是獨自一人到的車站,也沒想到家里會有人來送他,他徑直上了火車,和我們坐在一起。這時候有同學喊他:“習近平,你姐姐來送你了!”我們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橋橋來了。當時,火車站上到處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雜。近平站在車廂中,橋橋大姐在車下隔著車窗望著弟弟。當時那種情況下,姐弟倆應該是百感交集,離別的心情可想而知。橋橋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給近平,囑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邊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顧自己。近平點頭答應著,但沒有說太多的話。他站在車廂里,沒有流淚,只是長時間凝視著他的姐姐。幾十年過去了,橋橋大姐與我談起當時的情景,近平在火車上的動作、眼神,她至今記憶猶新。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我們是1月13日出發的。近平和我們幾個都到了北京站,當時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擠都擠不動。有知青,有來送行的家人,還有維持秩序的警察、軍人、車站工作人員,整個站臺擠滿了人。當時,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為人太多,他們沒能擠到前面去。
我們乘坐的“知青專列”能容納1000多人。車停在那里等待出發的時候,我們心情還是很好的。有這么多人送我們,場面這么隆重,有點兒像去當兵的感覺,覺得還挺光榮的。可列車一開動,車上車下就是一片哭聲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為畢竟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大多都沒怎么單獨離家出過遠門。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當時出發的情景。他說:“在去延安的專列上,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當時車底下我的親屬都說,你怎么還在笑啊?我說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這不是好事嗎?我哭什么呢?他們聽后就破涕為笑了。”
“知青專列”從北京出發,經過河南,過黃河大橋,沿著隴海線,一路到了西安。沒換車,火車又開到了銅川。抵達銅川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過饅頭、咸菜,之后就準備出發了。出發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一兩百輛大卡車來接我們,那個卡車還不錯,上面加了一個篷子遮風擋雨。我們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車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輛卡車能坐二十幾個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輛卡車。我們上車的時候,看到當時的情景壯觀得很:前面出發的車在環山路上排成了長龍,黃土滾滾,鋪天蓋地。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從來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
一下子從繁華的首都來到黃土高原的山溝里,心理上很不適應。我們這些城里長大的青年,雖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經過學軍、農村勞動的鍛煉,但即使是在農村參加“三夏”“雙搶”支農勞動,也是由學校選擇條件比較好的農村生產隊,勞動時間很短。因此,最初對農村的認識,完全是從書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當我們乘車前往陜北途中,就被沿途漫無際涯的光禿禿的黃土高坡所震撼,進入眼簾的盡是“窮山僻壤”,我們無法將眼前的情景與革命圣地、與自己的未來聯系起來,竟有同車人懷疑司機是不是走錯路了。到了公社和生產隊,看到農民驚人的貧窮,心中詫異:“新中國成立已經十幾年了,怎么竟還有這么窮困的地區和農民?”那時,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農村過“四關”,實在不易。先說“跳蚤關”,我想每一位在陜北插過隊的知青都有切身體會。剛到生產隊的那幾天,我們幾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紅又大的腫包,奇癢無比。由于不知道腫包生成的原因,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對付。后來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隨后也聽說了不少有用的或無用的應對辦法,比如,“不讓豬、狗等牲口回窯”“喝本地黃土煮過的水”,等等。我們還從文安驛買了一大包“六六六”藥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驅趕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體雖然好一些,但反應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紅又大,再加上撓破的血和感染膿滲出,看上去很嚇人。為了盡快熬過“跳蚤關”,我們想了不少應對措施。首先是盡量保持窯洞里外地面的干凈,盡可能經常掃地灑水,將窯里地面浮土掃干凈,減少跳蚤出現的可能。另外就是在進入窯洞或上炕前抖動褲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窯洞里停留時盡量離開地面,減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機會。那時你如果走進我們的窯洞,常常可以見到近平、我,還有雷榕生挽起褲筒“圪蹴”(陜北方言,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話的滑稽情景,我們認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從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時如果梁玉明走進窯洞,會故意抖動褲腿,說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帶進窯洞,引起我們哄笑。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年多。最終解決是搬到了大隊為知青修造的新窯洞后,周圍豬、狗等牲畜較少出現,同時我們的適應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飲食關”,主要是粗糧多,我們不會粗糧細做,加上沒有油水,肚子里總是感覺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來就吃什么。那時候搞“以糧為綱”,蔬菜種得很少,土豆胡蘿卜當家,由于不會保存,爛的、凍壞的不少,也不能保證充足供應。農民們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們一般在秋后腌上兩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蘿卜、洋柿子(陜北方言,這里的洋柿子是指青西紅柿)等。這些腌菜缸放在窯洞里,窯洞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酸菜的氣味。我們由于懶,借口“不會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沒得吃。有時就向關系較好的老鄉,如武鐵鎖、薛玉斌等要點酸菜吃。梁家河后隊的老鄉都很同情和理解我們這些知青,也從沒有拒絕給我們“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長期沒吃到新鮮蔬菜的我們喉嚨中都“燥得冒煙”。這時正好碰上房東張馬有家要將前一年的酸菜倒出來騰出酸菜缸清洗,準備秋冬再腌新酸菜。張馬有的婆姨(陜北方言,妻子) 過來問我們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給我們拿來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謝之后不由分說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滅掉,才心滿意足地舒了一口氣。
再一個困難就是缺油。由于沒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別多。由于沒有油水,也鬧出不少笑話。近平說過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證,我回答確有其事,因為我也是此事的親歷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難問題。1973年4月,毛澤東回信李慶霖,并隨信附上人民幣300元,“聊補無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區革委會作出決定,對當時仍在生產隊勞動的知青每人補助200元人民幣。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補助。有了這些補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寬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節,我們過了個肥年,買了大概幾十斤豬肉。當時買的豬肉質量不錯,感覺肉像玉雕一樣整齊漂亮。我們那天包了些餃子,在準備煮餃子時近平說了個笑話,說在作家梁斌的小說《播火記》中有這樣的情節,主人公之一運濤說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幾斤豬肉包一個大餃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個小牛犢來”。我們又說笑道,國外有一種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這次買的豬肉質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們倆哄笑著,真的用刀試著將其中一塊凍得微微發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來,你一片,我一片,蘸醬油膏吃。也許是餓的時間長了,肚子里沒有油水,那一塊生豬肉的瘦肉部分竟讓我們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們費了兩三個小時包的餃子也在20分鐘內風卷殘云般吃光了。
說到“勞動關”,實事求是地講,我們剛到生產隊時勞動積極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們尚未養成勞動習慣,也不適應強度較高的勞動;二是一開始給我們評工分,一天只給6.5分。那時候隊里一個強壯勞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連一個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們就只能掙5.2分。據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個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換句話說,我們勞動一天掙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錢。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糧錢,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錢。所以,那個時候的勞動積極性就高不起來。當然,時間長了,近平的思想有了變化,與老鄉接觸多了,勞動也習慣了,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精神,工分也漲到10分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以前提到的過“跳蚤關”,這對我們知青來說,確實是非常難忘的記憶。陜北那個地方,像貓啊,狗啊,豬啊,這些動物身上都有跳蚤,它們沒事都喜歡往窯洞里面跑,這樣就把跳蚤傳染給了人,人和人之間又互相傳染。我們6個人在一個炕上睡,只要其中一個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個人也不能幸免。有時候我們生產隊開會,甚至一個大隊的幾十個人都擠到一個窯洞里,實在擠不下,門口外面再坐幾個。人擠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傳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癢起來非常難受,抓來抓去的,皮膚就抓破了。但到后來,我們就習慣了,也學會了防治跳蚤的辦法:燒一大鍋水,把衣服燙一燙,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殺死了。
一開始,上廁所我們也不習慣。當地的廁所,就是在窯洞外面找個角落挖個坑,四周一擋,就是廁所了。廁所又臟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風吹得人渾身哆嗦;夏天,蚊蠅到處都是,所以我們在那里,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方便完了就趕緊從廁所里逃出來。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家里衛生間的馬桶上看書、玩手機,一坐就是半個小時,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在陜北農村,洗澡也比較困難,淋浴當然沒有。冬天,我們就只好燒點熱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氣轉暖之后,我們6個人一起到溝里的水井旁邊去洗澡,這樣就省得把水擔回來洗了。擔水要走十幾分鐘,我們剛來,還不怎么會挑水,為了圖方便,就到那口井旁邊沖涼了。雖然穿著游泳褲,但是村里人笑話我們,說大小伙子還光腚,以后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對于吃的東西,我們也很不習慣。不過,我們剛去的頭兩天,各自到老鄉家吃派飯,伙食還可以。我們給老鄉支付4兩糧票和2毛錢,老鄉盡量給做好的,把家里平時舍不得吃的都給我們做上。有玉米面饃饃,有豆面饃饃,這就已經是當時最好最有營養的食物了。老鄉家里的小孩都看著我們吃,很眼饞。當然,這和我們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來差太多了。
后來,我們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當時我們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吃野菜團子、黑米糊糊、玉米糝子這些非常粗糙和難以下咽的糧食。有時候,我們能吃上小米飯,這就算是最有營養的了。但小米飯太干了,感覺沒法吃,一嚼起來滿嘴竄,咽不下去。我們經常吃不飽肚子,晚上睡覺的時候,躺在炕上,我們就聊吃的,越聊越餓。
到了春節,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弄了幾桌好吃的,并且讓全村人都來吃。那頓飯真不錯:有八大碗,有各種菜,還有炸酥雞。那頓飯吃的香得不得了,我們都驚嘆:陜北咋還有這么好吃的東西?
正月十五過完了,整個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我們當時還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從這里走到銅川、西安,沿路乞討。
我們了解這個情況后,非常震驚,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鄉,自己肚子都吃不飽,甚至還出去要飯,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這些事情,加深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了解,增進了我們對父老鄉親們的感情,更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現狀,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做了一段時間飯后,我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了。我們知青有國家補助糧,每個月四十四斤原糧,其中有玉米、小米。我們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著吃,有時柴燒光了,玉米碴子還沒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得吃夾生的。沒有菜,大家就讓我去跟老鄉要點酸菜,我就硬著頭皮去要。因為陜北很缺菜,老鄉也很困難,他們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們知青去要,他們還是會給一些,有時候能給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來,我們六個人一人分一點,就著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強把肚子糊弄飽。
近平后來在訪談中回憶起酸菜,他說:“長時間吃不到酸菜,還挺想。”這就是那個時候留給我們的特殊記憶,因為那種條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
一開始覺得很不適應,我們畢竟都是大城市里長大的,覺得陜北農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艱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現在我倒是覺得,年輕人多吃苦,多體驗,對成長有很大好處。
講到生活方面不習慣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電視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訪,談到“過五關”的時候,一講到“跳蚤關”,我就笑了。這是一種會心的笑,只有我們這批人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讓我想起我們當時所經歷的“磨難”。近平講得非常真實,沒有經歷過那種生活的人,說不出來這些細節。
我們剛到陜北,身上就開始長大疙瘩,那時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這種包比蚊子叮得還嚴重,我們用手反復地撓,撓得多了就撓破了,流血。當時的被子都不像現在,是沒有被罩的,我們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點。身上的這些包,撓破了就疼,不撓破就特別癢。我們問村民,他們也說不明白怎么回事——當地人都沒有這個毛病,北京娃娃來了怎么就得這種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寫信,也沒有說明白,就說身上總是起很癢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測說,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來,我們才發現是跳蚤咬的。在陜北農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窯洞里四面都是黃土,地面不像現在鋪地磚,當時都是壓實了的黃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當時的生活普遍貧困,北方農村的老鄉,一年到頭也不洗澡,冬天穿著大棉襖、大棉褲,棉衣的縫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來我們告訴老鄉,我們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們還不相信,不停地說:“我們咋沒事呢?”其實,他們在這個環境中已經適應了,身體對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經有了免疫力。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當時插隊的時候,近平這個人比較沉穩,抗壓能力比較強。這個抗壓,指的可不僅是生活上、體力上的壓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經受的巨大壓力。
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同志受迫害、挨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親當時也過著受審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幫子弟”,這樣一來,我們知青的兩大出路——征兵、招工,對他來說都幾乎不可能實現。所以,他要承受著比我們幾個都大得多的心理壓力,也面臨著比我們幾個大得多的困難。
我們家里給我們寄東西、寄錢,而近平家里因為這種情況,明顯對他的“支援”就比較少。但是,近平這個人不愿意對我們說他自己的一些困難,也從來不跟我們訴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說,由此可以看得出來,近平是一個多么堅強的人,他從不向困難低頭。
近平也是一個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細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來,他當了梁家河的村支書,帶領大家建沼氣池,創辦鐵業社、縫紉社,我一點都不吃驚。因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時候,就發現他這個人有一股鉆勁,有強烈的上進心。
我們有時也去周圍幾個村的知青窯串門。那時我們閑得無聊,肚子又餓,就經常一起商議到什么地方去蹭飯。我們說:“近平,走啊,咱們去梁家塌吃他們一頓!”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書,他說:“我就不去了,你們弄到吃的,給我帶回點來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歡參與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時間“癡迷”在閱讀和學習之中。他碰到喜歡看的書,就要把書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細研究透徹。當時,我并不覺得什么,現在想起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同齡人都跑出去玩耍,他還能餓著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來看書、閱讀、思考,這確實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強的求知欲和上進心。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從來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插隊生活,對于我們這些知青來說,主要是體力上和生活上受苦,我們像農民一樣在黃土高原貧瘠的土地上勞動,缺吃少用,甚至還要為燒柴發愁。而對于近平來說,這還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壓抑,比體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黨的九大召開的時候,我們幾個知青都在窯洞里聽收音機,當廣播里宣讀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名單的時候,近平在特別認真地聽。結果名單里面沒有出現他的父親習仲勛的名字。當時,近平雖然沒說什么,但我能感覺到他的情緒是比較失落的。他這個人比較堅強,不會對身邊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傾訴自己的苦悶,但是我們能理解他的心情:敬愛的父親已經受到了9年的迫害,至今仍命運未卜;母親也過著受審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們的頭上還戴著“黑幫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個家庭四分五裂……這些,對于他,一個17歲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況且,一兩年之內,跟他一起來插隊的知青陸續都走了。我們都是先轉回老家插隊,再從老家當兵走了,因為我們的父母都是從老家參加革命,孩子要當兵比較容易。而且當兵這個出路是非常好的——那個年代,當兵是最光榮的,社會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習仲勛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解決,他的家庭受到的沖擊太大了。要尋找一條從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對那時的近平來說,實在是太艱難了。這種困境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是一種精神上的磨難,這種苦遠遠超過了體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們無法想象的。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近平沒有消沉。他貼近黃土地,貼近農民,下決心扎根農村,立志改變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這7年時間內,他靠自己的苦干實干做出了一番成績。
后來,近平在接受采訪時講到了剛插隊時的迷茫和后來的轉變,這些我都非常認同,他講得非常實在。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發展過程,每個人也都有一個歷練和成長過程,沒有“天生偉大”這一說。這也就是近平所說的“過四關”當中的“思想關”。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我老伴兒叫張青遠,當時是他們生產隊的隊長,每天都帶著近平他們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壩,修梯田,受苦,勞動。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點兒城里娃娃的嬌氣勁兒都沒有。
近平從村里往地里挑糞,那扁擔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層一層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脫下來,墊在肩膀上。墊得薄了,不管事兒,扁擔還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墊得厚了,使不上勁,扁擔又容易掉下來。沒過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就不怕扁擔磨了,也不用墊衣服了。
夏天,我們這邊太陽毒得很,天氣干熱。近平身上都曬紅了,之后又蛻皮。那個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時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說:“近平,你坐那兒歇歇。”近平不歇,他說:“沒有事,干完這一氣兒再說。”結果,他又干了很長時間活,還不歇著。他這個人就是這樣,有什么活兒都要干完了再歇著,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兩年頭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這樣一點一點吃苦,鍛煉成了每天能掙10個工分的壯勞力。
我老伴兒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話說:“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來的,但是干活跟咱農村人一樣,一點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愛學習,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劉金蓮《“近平干活跟咱農村人一樣”》
(二)苦干實干:“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
近平給我們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講一講我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報紙上看到四川綿陽辦沼氣,他覺得我們可以借鑒過來,解決農村燒柴的老大難問題。近平就跟大家探討這個事情,給我們講辦沼氣有幾大好處:一是能解決社員點燈問題;二是能做飯;三是沼氣池里的廢料還可以給莊稼做肥料。后來,近平他們到四川去學習沼氣技術,學了大半個月的時間,回來就動員社員開會,組織了一個辦沼氣的施工隊。近平在四川學了不少技術,還從四川帶回來一個技術員,在他們兩個人的指導下,我們就建起了沼氣池。當時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氣池,帶著一些人負責打石頭、接石板,石板接起來套出沼氣池的原型來。沼氣池一修好,就解決了我們的燃料問題。沼氣可以點燈,可以做飯,社員們都很高興。以前做飯就要打柴,社員又要勞動,還要打柴。有了沼氣,就不用費那么多力氣去砍柴了,社員高興極了,都說:這沼氣可算是解決了咱祖祖輩輩燒柴的大難題啦。后來,省里在我們梁家河村開了一個沼氣現場會,在全省推廣。很快,沼氣就普及到了全省,給全省很多地方的農民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和便利。這是近平辦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還帶領我們村民打了一口井,解決了我們全村的吃水問題。以前我們村里吃水困難,就是在河里挖個滲水坑,拿個瓢,舀到桶里,擔回去吃水,那個水很渾,遠沒有井水好吃,也不衛生。在那個年代,近平帶我們挖井可沒有現在這些機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 頭挖出泥土、石塊,再裝到筐子里,井口處安一個轆轤,把筐筐吊出來。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風險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塊時,稍有不慎,掉下來一個小石塊就可能給下面的人帶來生命危險。那個時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開始見水,那水冰涼刺骨,近平下到井里,兩條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頭,一干就是挺長時間,實在撐不住了再換人。打這口井的時候,近平的腿凍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時候就容易腿疼。這口井挖了半個月左右的時間,我們村現在還在吃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給村里辦了一個鐵業社。鐵業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鐮刀、挖土的鐵锨、鋤地的鋤頭、砍柴的 頭,解決社員勞動工具的需求。鐵業社當時生產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賣給我們縣的供銷社,給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還帶領我們打壩地。打壩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較低。那時候沒有柴油機,我們就貸款買了一個柴油機,搞水打壩,用管子接上起壩機,一截四米長,起壩機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機帶上水,用水把土沖到山下,形成平整的土地,這叫“水墜壩”。這種壩打起來很結實。像這樣的壩地,近平領著我們一共打了5大塊,給村里增加了幾十畝的耕地。
另外,近平從四川回來的時候,還帶來了種植烤煙的技術,在我們村種植成功了;他還辦了一個代銷店,方便村里人購買日用品;還辦了一個縫紉社,解放婦女勞力。近平當書記不到兩年時間,辦沼氣、打井、辦鐵業社、種烤煙、辦代銷店,還搞河橋治理,打了5大塊壩地,給我們村里帶來了很大的變化,直到今天,我們村里人還在受益。
——梁玉明《“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
剛開始時,我和近平一塊在基建隊打壩、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時候,看見近平用架子車拉土,他干活非常賣力。砸夯是很累的體力活,四個人用石頭拽著石頭夯的四個犄角,中間一個人扶著把,往下砸。近平打壩時,我就在半山上掏土。雖然打壩很辛苦,但一場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壩沖垮,我們只好反復地打壩。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雞一叫就要起來,那時候天還不亮,我們就一擔一擔地把豬糞、羊糞、牛糞往山上送。我們那時候挑擔子都不會換肩,實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擔子放在那兒,歇口氣再重新挑起來。
——趙華安、張春富《“近平很喜歡讀書學習,也喜歡寫東西”》
當時包括近平在內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種地、鋤地這類的活兒都不太會干。我們本地的娃娃干起農活來,比他們強一點,但是我們跟村里的農民比起來還差得遠。
所以那時候,根據實際情況,村里就組織我們這些不擅長耕種的娃娃成立了一個基建隊,這個基建隊主要就是在山溝里邊打壩,在山上修梯田,不干莊稼活。陜北山多地少,修建壩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積,能多打糧食。近平干活很賣力氣,肯吃苦。
他雖然在勞動技巧上和我們農民有差距,但他一點兒都不惜力,甚至比我們干活還拼命。比如打壩,當時沒有大型機械,挖掘機、打夯機全都沒有,都靠人力把一層層的土鋪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軟的土砸得緊密起來,這是強度非常高的體力勞動。那時候基本談不上什么勞動保護措施,近平也沒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繩子,再用全身力氣往下砸黃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開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從來不“撒尖兒”(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兒”,即偷奸耍滑,偷懶)。
——王憲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
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辦沼氣。他到四川綿陽去考察學習建設沼氣池的技術,回來以后結合我們延川當地的氣候進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邊挖了一個沼氣坑,用水泥打成池子。雖經歷了一些挫折,但沼氣池最終辦成了,解決了我們這個地方缺柴燒的問題。沼氣普及以后,梁家河點燃了陜北第一盞沼氣燈,我們做飯、照明都可以用沼氣,沼氣池里清出來的肥料,還可以給莊稼上肥,一舉多得。
近平在我們村里辦了一個鐵業社。他發現我們村里有的社員有打鐵的手藝,就蓋了一間打鐵的小“車間”,讓鐵匠打鐵做農具,鐵匠能掙工分。社員需要農具,不用跑到縣上,直接到鐵業社來就可以了。這樣就解決了村里農具的需求問題,方便了群眾。
近平還給我們村辦了一個代銷店。我們到文安驛公社去一趟,一來一回70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時間。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發,到文安驛買了油,吃口飯,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陽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點,晚飯都趕不上。
近平召集我們村里人開會說:“咱村里人去買個東西,要走一天,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這種必需品,我們完全可以把文安驛供銷社的東西拿一部分回來,在村上統一銷售,我們再按單子定期跟他們結賬。”村里人一聽,覺得這確實是個好辦法:一兩個人拉著毛驢去文安驛公社馱回來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來回奔波。這件事越早辦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近平說干就干,領著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銷店辦起來了。這個代銷店基本備齊了社員的各種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鹽、糖果等等。
在當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國家以糧為綱,一切以糧食生產為中心,近平搞這些副業,有一定風險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況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過問這些事,也不搞這些副業。而且,當時體制死板,辦這些副業,并不那么容易。當時的農副產品公司、供銷社都是國家單位,想跟這些單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辦成。我們這些農民,說不清道不明的,跟他們打交道都很難。近平當時只有20歲,他這個人,心里裝著老百姓,又有一股闖勁,他克服困難,最終還是把事情辦成了。
近平對政策方面把握得很嚴謹。鐵業社給村里人打農具、修農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費。給縣上供貨,是近平親自去跑的。我們梁家河村黨支部與縣農副產品公司公對公,沒有問題。代銷店也是非營利性質的,近平先跟供銷社賒賬,把東西“批發”回來,原價賣給社員,一分錢都不掙,為社員的生活提供便利,這與當時的政策不抵觸,也沒有問題。
鐵業社和代銷店給村里實實在在帶來了好處。按現在的新詞來說,是“優化物流,整合資源”。當時,近平讓鐵匠主管鐵業社,讓他的手藝能夠“學有所用”,每天打鐵可以掙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讓村里一個叫石鳳蘭的女社員當代銷員,她是個年輕人,有文化,會算賬,每天銷售這些日用品就可以掙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這兩個人各管一攤,表面上看是浪費了兩個勞力,而實質上卻節省了其他社員去文安驛公社修農具、打煤油、買日用品的時間,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下地干活掙工分。壯勞力一天能掙10工分,最多能達到12分,這些工分與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可以換糧食、換錢。可以說,農民的生活全都靠這些工分維持。所以,近平辦的代銷店既不違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類似這樣的實事好事,近平在短短兩年時間里還辦了很多。他辦了一個縫紉社,組織我們村的婦女勞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們農村人,因為整天干活,衣服褲子磨損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壞了,經常要縫縫補補,實在爛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縫衣服,像那些單身漢就縫不好,新衣服就更不會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經黑了,婦女還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穿針引線,十分辛苦。
近平辦了縫紉社之后,社員把要縫的衣服交給在縫紉社勞動的婦女。縫紉社的婦女根據每天縫補衣服的數量掙工分,其他社員節省出縫補衣服的時間去勞動,可以掙到更多工分。這種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歡迎。近平讓社員發揮各自長處,把村里的生產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順暢。
近平當了支書以后,提出要解放勞力,把社員從家庭事務中解放出來,投入糧食生產中,所以他就辦了磨坊,讓社員都到磨坊來磨面。在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驢,再搭上一個勞力。毛驢一圈一圈拉,人還得用笤帚往里面掃,費時費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機器這種東西真是厲害,一千頭毛驢也比不上它。一臺柴油磨面機,只需要一個人來操作,就把整個村子磨面的活兒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給村里人免費服務的,不收一分錢,連柴油機燒的柴油都是隊上花錢。這樣,不僅人力解放了,連毛驢也解放出來了,這些解放出來的生產力都可以投入農業生產中。
辦沼氣,辦鐵業社、代銷店、縫紉社、磨坊……近平當我們的村支書,在一兩年內做的這些事情,就像我們國家現在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給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醫療保障、公共服務,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實解決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讓人民生活沒有后顧之憂。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發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為國家建設出力。國家建設得富強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環。
——石春陽《“群眾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近平當了村支書以后,他真正發自內心地想要帶領村民改變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給中國農業科學院某個研究所寫過信,希望他們在糧種、菜種方面給予一些幫助。農科院的人還真不錯,給寄來一大包蔬菜種子,有西紅柿、黃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種子后,專門撥出一塊地來試驗種植。那些菜產量還可以,村里人分過幾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種子的重要性,是因為他剛到梁家河的時候,大隊書記梁玉明曾安排他到縣里制種站去學習良種培育工作。制種站把種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隊。近平對這項工作很認真、很投入,積極學習育種知識,還用一個小本子做筆記。他回到窯洞里,還饒有興致地給我講有關制種的知識,父系1號、子一代、子二代之間的關系,雜交為什么會有雜交優勢,等等。近平對這些知識非常感興趣,所以他給我講得很詳細,也講得津津有味。
近平帶領村里人打井,這件事情我是從頭到尾都見證了的。那個時候有句口號是: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陜北地區,川面上的水澆地田,一般情況下產量都比較高,打的糧食質量也比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夠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陜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來,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須有持續不斷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當了村支書以后,經過調查,知道前隊的某個位置過去有個泉眼,曾經往外滲水,現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還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來。后來經過詳細調查,找到了過去給泉眼定位的一個標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時候剛當村支書不久,他把整個基建隊全都調上去挖這口井。當時近平、武玉華、梁玉明,還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線。我們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濕,但是達到一定深度,鏟子就很難施展開了,于是我們就在外面搭了一個井架,上了滑輪,近平跳下去繼續挖,他挖一陣兒,我們也輪著下去替他。那時候天氣很冷,我們當時都穿著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還不斷往下掉土,弄得我們頭上也都是泥。經過努力,水源終于找到了,有一個胳膊粗細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來之后,我們要把水留起來,就要在這個位置打一個小壩。那時候天氣很冷,冰和土凍在一起,如果冰壓在土底下,過段時間天氣轉暖后,冰一融化就會把壩滲穿,所以我們必須用老 或鎬頭把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隊的婆姨和娃娃比較多,男壯勞力就只有我們幾個,那時候天很冷,基建隊社員站在邊上,怕踩在冰水里凍腳,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 和鎬頭使勁地一下一下挖。武玉華是個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動員工作,他朝大家喊:“你們看,習書記都已經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來的知青,都這么能吃苦!我們給自己家里修壩,咋能不出力呢!”武玉華喊罷,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這時候,大家也都被帶動了起來,下去用力挖,把殘冰清理出去。
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決了前隊社員吃水的問題,水量也足夠澆地用,生產和生活都頂上用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在建設沼氣池過程中,習近平既是指揮員又是技術員,遇到的困難都由他來解決。在那個年代,建筑材料的質量、施工精度,都和現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氣池因為有裂縫,沼水從裂縫滲入地下,就不能和糞便這些原料產生化學反應,也就無法產生沼氣。為了維修沼氣池,習近平帶領幾個青年,把沼氣池里面的水、糞便,全部挖出來,然后下到沼氣池里,打著手電筒找裂縫,用水把裂縫沖洗干凈,再用水泥仔細地修補。在炎熱的夏天,沼氣池里臭不可聞、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過氣來。這種又臟又累的活計,恐怕許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
排除了這些故障,沼氣池很快就可以正常產氣了。1974年7月中旬,沼氣池順利點火,梁家河亮起了陜北高原的第一盞沼氣燈,一舉打破了“沼氣不過秦嶺”的謬言。當時,整個延川縣都轟動了。對于當地山區的農民來說,切實感受到了建沼氣池的好處,紛紛到這里來“取經”。一時間,梁家河這口沼氣池,變成了沼氣宣傳站,從早到晚擠滿了從其他村趕來看稀罕的人。習近平和參加建池的幾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們介紹沼氣制取的辦法和利用沼氣的好處。每天都不厭其煩地給參觀的群眾示范沼氣使用的方法——把沼氣燈的開關一扭,劃根火柴一點,燈泡的光芒比60瓦的電燈還明亮。把灶膛里的沼氣點燃,藍色的火苗呼呼地燒著鍋底,那火很“硬”,幾分鐘工夫,半鍋涼水就“咕嘟咕嘟”地燒開了。
——曹谷溪《“陜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寶貴的財富”》
陜北農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沒有電,農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陽出來了就上山勞動,太陽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勞動,但是生產效率卻很低下,一年到頭累死累活,一畝地卻打不了多少糧食。這個地區的發展也很不均衡,整個延安都沒有什么副業,一切就是靠種莊稼。農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貧困線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飯,更多的是像我們這樣的家庭,七八個娃娃,就吃不上飯,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對我們這些山里長大的娃娃來說,從小就在這小山村里生活,在窯洞里面住,出了窯洞,面對的就是黃土山,一抬頭就只能看到山中間這么一點藍天,這就是我們的世界,不覺得有什么不適應。但是近平他們從北京來,到這窮山僻壤的小山溝,在這里過陜北農民的艱苦生活,必須面對和接受這個現實,在這里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們社員一樣,用挑子挑著羊糞和牛糞往山上送。知青不習慣爬山,爬得高了,有時候重心不穩,糞就從糞筐子里灑出來。送糞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種。苗長出來了,主要的事就是鋤地、追肥。地種不好,秋天就沒有收成,就沒有糧食吃,就會餓肚子,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社員和知青們都是一起鋤地。一開始他們把草和苗分不開,我們是當地的娃娃都懂得。我們跟他們說一下,他們就學會了。別看他們沒干過農活,他們有文化,理解能力強,所以學得確實快。
鋤地都是在春夏,天氣很熱,隊長要求大家加緊時間干活,不讓我們休息。我想偷懶,就以解手為借口,跑到溝里,休息三四分鐘、五六分鐘,隊長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確實受不了那種苦,又餓又渴又曬,有時候覺得實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堅持,從來沒見過他偷懶。
收獲的季節,我們一起去割麥子。我們到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離,回來的時候社員和知青都是一人擔一擔。我們集體喂的牛和驢,飼養這些牲靈,需要用鍘刀把草鍘碎了喂給它們吃,知青不會鍘草,不太容易掌握鍘刀的技巧,鍘刀壓到一半就壓不動了,后來慢慢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鍘到底。
雖然我是個農村娃,但是因為我年紀小,個子小,力氣小,這些勞動對我也是很大的挑戰。我一開始掙6分工,后來逐漸提高,但也沒掙到過10分工。近平個子高,力氣大,干活越來越熟練。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這個階段,近平還是一個比較穩重的普通知青,一開始很難適應高強度的勞動。但是經過一兩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個非常棒的壯勞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掙10分工。他不僅在勞動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漸和社員們在思想、語言上打成一片。誰家有困難,他都會盡自己的能力幫助。
——武暉《“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
近平他們這些知識青年,從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觸的人多,見的世面廣,到了我們這個窮山溝里,住土窯洞,干農活,面朝黃土背朝天,和我們這些大字不識的農民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習慣。在農村,吃得很差,吃不慣也吃不飽。上很臟的茅廁,冬天冷,凍屁股,夏天臭氣熏天,蒼蠅蚊子騷擾不斷。睡覺也是挺作難的一件事,幾個知青躺成一排,擠在一個炕頭上。這么艱苦的生活,這么大的落差,要說一下子就適應了,顯然不太現實。
我們農民就是黃土地里生長的,在黃土地里種糧食吃、挖窯洞住,所以身上總是沾滿黃土,根本就不在意。我們村里這些年輕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經常跑到他們窯洞里去串門,進了窯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黃土弄得被褥和枕頭上都是。有些個人衛生特別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經常一身黃土,慢慢也就習慣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沒被虱子咬過,剛來梁家河的時候腿上經常被虱子咬得紅腫一大片,奇癢無比,他經常撓,后來都撓得流膿流血。在地里勞動時,大家都把褲腿挽起來,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處都是被虱子咬的紅疙瘩,有的剛剛結痂,有的痂被撓掉,還往外滲著血。過了一段時間,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們農村人一樣,對虱子的毒素產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紅腫也沒那么嚴重了。
——石春陽《“群眾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剛到梁家河,我們就在基建隊,主要任務是打壩、拉土,我們在北京都沒有干過這樣的活兒,干得不熟練,村民就手把手教我們。千萬別小看這些簡單的體力活兒,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費力氣。起初,我們連挑水都挑不好。陜北的扁擔是用兩根又扁又長的木棍綁在一起做成的,立起來有一人多高。這種扁擔不像南方的竹扁擔,竹扁擔挑東西時會產生形變從而起到緩沖作用,而木頭扁擔特別硬,沒有形變,把所有重量結結實實地壓在肩膀上。我們用扁擔挑著兩個木桶到井邊,把水挑回住處,再倒進水缸。剛開始,我們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擔把肩膀硌得生疼,從井邊到窯洞,不算遠的路,要歇好幾次。幾趟下來,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沒水了,還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勞動就真的開始“上強度”了。剛開春時,夜還長,六點多鐘,天還沒亮,村里就開始喊:“上山受苦去嘍!”開春農忙,就是要起這么早,我們急匆匆爬起來還得刷牙。村民沒見過刷牙,說:“這幫北京來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畢,我們就開始跟著農民整地、送肥,不會干也要跟著干。
我們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農忙的時候就得往山上挑糞,這是又累又臟的活兒。挑糞的筐比較淺,里面裝滿漚好的農家肥。我們挑著糞上山,不但路遠,而且還要走那種“之”字形的羊腸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勞動強度很大。我們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盡量走快一些,結果力氣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沒有什么力氣了。慢慢我們就發現,農民上山的時候并不是健步如飛,而是慢悠悠的,因為他們一天到晚都要干農活兒,就像長跑一樣,不能一開始就沖刺,必須要保存體力。
夏收的時候,我們到山上去收麥子,麥地離村子大約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較高的地方。麥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碼放著,往回挑的時候,扁擔一頭擔一捆。挑麥子更累,一是因為距離遠,路不好走;二是因為無論多遠,中間都不能休息,因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麥子在地上一墩,麥穗就會散落,當時畝產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幾斤麥穗,損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麥子只能換肩,不能把扁擔卸下來休息。五里山路,挑著麥子,經常要走一個小時,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當時是我們村知青里年紀最小的一個。這些農活對他來說,真是難上加難。那時我們學犁地,雖然看著簡單,人家都是一個直線就過去了,但是我們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們一樣,干農活也是很不熟練,但他從不服輸,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練了。我離開梁家河以后,聽到他當了村支書的消息,還是有點吃驚的,沒想到他在農村扎根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三)善作善成:“ 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 ”
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他有一個特點,就是:我說的話,如果有錯你們就指出來,我肯定改;如果我說的沒錯,你們就照著辦,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對,我就要糾正你,而且不能說一下我就不管了,還要督促你真的改過來。如果有人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不對的事情還要說對,那絕對不行。近平就是這樣一個人,工作上首先嚴格要求自己,然后再嚴格要求別人,他非常善于團結同志,關心群眾。
近平處事非常公正,很多農村人當領導,裙帶關系很嚴重,把親戚朋友照顧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沒有這么做,知青也好,社員也好,一視同仁,他絕對不會用公家的資源額外照顧朋友,絕不會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評一些社員,他們都能接受。社員們都信服他,認為他公正、沒有私心。
——梁玉明《“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頭腦靈活。當時我們村里識字的人不多,需要一個有文化的人來主持事情,所以就選了近平當書記。
他勞動非常下力氣,和我們農村的壯勞力能干一樣的活兒。近平在平時勞動的時候,干的比我們社員還要多。這樣的人當干部,能讓大家信服。
他和我們村里人相處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眾基礎非常好,大家都喜歡他,愿意和他拉話,他說啥我們都愿意聽。
近平敢擔當,能做事,總是為村里著想。在當村支書之前,他就對村里有很多規劃和想法。打壩、修梯田、打井,增加糧食產量,這些他一直都在考慮,都在和社員交流。當時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較保守,對新鮮事物比較抵觸。近平給他們做思想工作,容易說服他們,能把隊伍帶好。
他在搞社教期間處理趙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們農村各個姓氏、各個家族中間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會偏袒誰,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當時也非常愿意擔任村支書這個職務,雖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實意想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
我們選近平當村支書,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擔當,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眾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個行動和決策都很務實,都是為老百姓的利益考慮的。
設身處地為群眾著想,這句話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并不容易,這需要干部有一顆真誠的心,有一定的處理問題的經驗和技巧。
近平剛當梁家河村支書的時候,我們村里接到上級分派下來的一批救濟糧。糧食到了村黨支部,大家都很高興,但到了分糧食的節骨眼上,誰都說自己家困難,誰都想多分一些糧食。不是我們村里的人不實在,而是因為那時候確實太窮了,涉及填飽肚子的問題,誰也不會謙讓的。村里人開會商量這個事,說著說著大家就吵起來了。
近平說:“都別嚷了。咱們現在就到各家各戶去看,究竟誰有多少糧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誰該多分,誰該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近平說完就站了起來,帶領大家到各家各戶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糧食,當眾記錄在冊。從夜里十點多,一直看到凌晨五點,把各家存糧的情況第一時間都弄清楚了。散會的時間和到各家各戶考察的時間是“無縫對接”,誰也沒有機會投機取巧,想要當眾跑回家,把糧食藏起來的機會是沒有的。看完以后,誰家糧食最少,就給誰家。大家也就沒得說了,這是最公正的解決辦法。
后來,大家議論這個事說,咱村這個事,也就是近平當支書敢這樣做;別人當支書,肯定不敢這樣做,就算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聽。
近平當我們村支書,確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他實事求是,說公道話,做公道事,敢做敢當。比如近平打我們村最大的淤地壩,當時村里有一些觀念保守的老人反對,但是近平一點一點地做工作,還找了王憲平幫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讓大家都信服。最后這個壩打成了,灌溉方便,農作物產量也提高了。實際效果一出來,大家的思想觀念也都轉變過來了。所以我們村里人都對他很服氣,他說啥我們都聽。
——石春陽《“群眾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在平時勞動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們朝夕相處,聊天的時候他不僅給大家講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會普及一些文化知識,總是想方設法讓大家學習文化。
我離開村里到縣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兩周回來一次,都會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窯洞里還是那樣“高朋滿座”,村里人都喜歡找他拉話。我們村有個后生叫武暉,經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話,問這問那,對外面的世界、對知識充滿了渴望。
近平在村黨支部開會的時候就說:“咱們村,像武暉這樣想學習的人可多呢。年輕人如果不識字、不學習,以后是沒有出路的。我辦一個掃盲班,把大家組織起來學習吧!”
當時村里人大多數不識字,他們一聽近平這個提議,都很高興。近平說辦就辦,馬上就辦了個掃盲班。他的目標是,讓每一個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夠認識常用的一些漢字,并且認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寫了一些卡片,上面寫著簡單的漢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從認識這些基礎的漢字數字開始,再逐漸教一些比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東、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讓村民們了解這些經常用得到的字,把這些學扎實了,再慢慢地教他們更多的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勞動回來吃完晚飯的時間,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時間,把大家召集過來開掃盲班,教大家識字。
除了識字以外,近平還經常跟大家談天說地,通過這種輕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從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風土人情、人文地理,豐富了知識,也增長了見識。所以,在當時,與周圍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質要高一些,識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王憲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
近平解決了當時陜北農村老大難的燃料問題。那個時候,因為植被稀疏,我們陜北農村砍柴難,做飯、取暖、照明都成了難題,所以近平一直在尋找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一開始近平說想搞沼氣的時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持。近平到四川去學習沼氣技術,回來以后親自試驗,建起了陜西省第一口沼氣池并點火成功。這種情況下,就沒有社員反對辦沼氣了。說老實話,農民是最實際的,他看到了,得到實惠了,他才接受。講再多道理,什么前景、什么展望,他們不一定接受。必須身體力行,給他們做出樣子來。從這以后,沼氣得到大面積普及,解決了困擾我們這個地區多年的燃料不足問題。
沼氣池里的沼液可以作為肥料施在農田里,比一般的糞肥肥力要大得多。我們村曾經試驗過,專門選一塊地方施沼液,等到莊稼長起來,明顯就比施糞肥的莊稼長得茂盛,到收獲的時候,產量也更高。
近平當支書以后,還給村里辦了個代銷店,這個也是為了方便社員生活辦的。社員想買點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時候跑到文安驛的供銷社去,要提前請一天假,趕著去,趕著回,很多時間都浪費了。有了代銷店,村里把農民需要的東西備齊,農民走幾分鐘路就能到代銷店,買到需要的東西,后來就越來越靈活了,社員還可以賒賬,或者拿雞蛋去換。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個雞蛋就能換到。
鐵業社也是近平辦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會打鐵的社員組織起來,實施定額管理,比如,每個鐵匠一天打3把老镢(陜北方言,撅頭),就給他10個工分。超出了3把,就給予獎勵,完不成任務就要扣除相應的工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當時延川各個大隊普遍沒有副業,沒有副業就沒有資金。我們鐵業社把那些鋤頭、老镢、鐮刀生產出來,社員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驛供銷社代銷。賣了錢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錢就是村里的集體收入。村里得實惠,還可以給鐵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賣了3塊錢,就可以獎勵鐵匠1毛、2毛的。整個鐵業社的規劃、管理、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管理方式。從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農活的勞動強度很大,對于婦女來說就更是極大的負擔。婦女家務繁忙,不僅要上山干活掙工分,在家還要做飯,還要縫衣服,還要照看娃娃。那個時候的農村,孩子一個接一個地生,一個比一個大一兩歲,一到吃飯的時候坐一排,都搶著吃,照顧孩子確實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覺了,婦女還不能睡覺,要拿起衣服,在昏暗的油燈下縫縫補補。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陜北農民生活的事情,他說:“為啥農村生活苦?為啥婦女那么勞累?有一個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說:“是啊,我們兄弟姊妹7個,都不算多的。”近平說:“生的孩子多,農民負擔就重,婦女的勞累就更多,農村的年輕人還是應該少生娃娃,把娃娃養好。”可見,那個時候近平就有了優生優育、減輕婦女負擔的思想。
近平看到農村婦女這么辛苦,就在這方面動了腦子。他搞的縫紉社主要是為婦女著想。農民衣服磨損得快,婦女白天干完活,晚上還要在煤油燈下縫縫補補。近平找了我們后隊的一個叫雷琴的婦女,她的縫紉手藝好,專門在縫紉社縫補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婦女就可以上山勞動,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燈下熬夜縫補衣服了。近平還制定了一個規則:社員可以用工分來支付裁縫的報酬,比如,一個社員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這個工分來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縫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這樣既解放了婦女勞動力,又解決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還給我們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這之前,前隊沒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非常不便,水質也不好。并且,當時前隊有一塊地種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來灌溉,僅靠挑水來澆菜,勞動量太大。近平跟村里研究,決定在菜地旁邊打一個井。打井的時候,近平親自下到井里,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頭。這口井打成以后,同時解決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問題。現在村里安了自來水,也是用的這口井里的水。
近平還給村里辦了一個磨坊。為啥要搞這個磨坊?那時候,毛驢是陜北很重要的運輸工具,要運東西,要馱著糞上山,那時候毛驢很少,經常不夠用,社員經常為爭毛驢爭吵。如果用毛驢推磨,從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糧食。近平辦的這個磨坊置辦了一套機械設備:柴油機、磨面機、碾米機,一小會兒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費時間,承擔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驢騰出來用于生產和運輸。社員只要把糧食拿過來,一會兒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費的。
近平做了這么多實事,源于他親身體會到農民生活面臨的難題,也源于他平時的觀察和思考。他敢于實踐,敢想敢干,也能干會干,能把想法變成現實。
近平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實事,同時也在積極地融入社員當中。他來到梁家河以后,一直在學習我們當地的方言,到了后幾年,特別是當支書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時,近平對年紀大的人很尊敬,對小孩很愛護。近平對同齡人也很親切,對那些表現不積極的社員,甚至對那些“管制分子”,他也從來沒有吹胡子瞪眼,有話都是好好說,讓大家心里都服氣。我們農村人關系好了之后就愛開玩笑逗樂,難免有些過頭的地方,要么起綽號,要么取笑對方。近平和大家關系都很好,但是他從來不給社員取綽號,也不取笑別人。大家在心里對他既親近又敬重。
他這人做事,有決心、有毅力,輕易不說出口,只要說出口的話,只要認定了的事,他就堅持到底。用我們農村的話來說,就是說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從來不說過頭話。近平打壩、辦沼氣、辦代銷店、辦鐵業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沒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廢的,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他都能想辦法克服。
近平還能夠很堅決地糾正干部的錯誤。他當支書的時候,前隊有個年輕后生,是隊里開拖拉機的,后來被選為生產隊長。但是生產隊長要負責全隊的生產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較勞累,而開拖拉機又風光又輕松,他在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還是想接著開拖拉機。那個年代的農村生產,社員本身沒什么自主性,關鍵就要靠生產隊長帶頭。什么時候種,什么時候收,在農業生產上生產隊長必須是行家,還要能吃苦,負責任。所以,遇到好的生產隊長,農民就過得好一點,生產隊長不著調,農民就餓肚子。近平給他講:“你既然被選上了生產隊長,就說明村民信任你,你就得好好干,干出個樣子來。隊長是一個隊的帶頭人,全隊的人都看著你呢!開拖拉機會影響你當隊長,也會影響你們這個隊的收成。”剛開始的時候,他還是有些轉不過來彎,近平就讓他慢慢想,每天早上來匯報一次思想情況,看看他有沒有想通。連續跑了三四個早上之后,他覺得近平作為村支書,又是外地來的知青,對村里的事情這么操心,受到了感動,自己作為村里人,更應該努力搞好生產隊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轉過彎來了,踏踏實實地當上了生產隊長,安心組織隊里的生產,讓其他人去開拖拉機。后來,這個后生隊長當得可好了。
農村矛盾多如牛毛,村黨支部書記的工作特別難,一個人能當好公社書記,未必能當好大隊書記。村里的工作要費好多腦子,想好多問題。農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給他們做工作,必須讓他們思想上能夠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么都好辦,農民就佩服你,支持你工作。農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建立起來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來的。農民是非常實際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只要做到這兩條,什么問題都好處理。
——武暉《“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
近平來趙家河的時候,我27歲。近平通過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說:“隨娃,你還得當隊長。”
我說:“我不當了,我當夠了。”
近平說:“不行,你必須得當這個隊長。你當隊長能搞好生產。”
后來村里人跟我說:“近平讓你當隊長,你就當嘛,近平覺得你這個人耿直、誠實,還能干,就想讓你當隊長呢。”
可我這人脾氣倔,因為跟縣委書記吵架我才下來的,現在誰讓我當隊長,我也不當。
我脾氣雖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談,讓我多為集體考慮,要用自己的能力給全生產隊的人作貢獻。他還問我:“你聽不聽黨的話?不聽黨的話,說明你覺悟不夠高,我就給你辦學習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談了10多次,最后終于把我說動了,我說:“行,我當這個隊長。”他說:“這就對了嘛!”
那個時候,村子里有3個生產隊,近平讓我當第二生產隊的隊長。其實,當生產隊長可費腦子了,比當個村黨支部書記還要復雜得多,基本上隊里面社員的生產、生活、評工分,都要隊長來安排,安排得不合理,這個人多了點兒,那個人少了點兒,社員有意見,那就不中。
因為我多年不當隊長,碰到了一些困難。這時候近平就到我們二隊來,幫助我解決一些困難,他幫我管集體,幫我開隊會。他這個人口才很好,講得好,講得實,處事又公道,所以他一來,無論什么困難都能解決。
我那個隊有20來戶,人多嘴雜,主意也多。比如評工分的時候,最容易出糾紛,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評的時候不可能都一樣。如果評得一樣,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見;如果評得有多有少,評得少的人就有意見。我這人直來直去,不咋會調解矛盾,評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們嚷。嚷來嚷去,大家就說:“別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來!讓近平來給斷斷!”我們就去叫近平來出面。他一來,每次都能調解得很好,他說話能說在理上,讓大家覺得心服口服,最后調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說啥了。
——武剛文《“近平讓我當隊長”》
近平剛上任的時候,有一個比較重要的舉措,就是在村里辦了一個鐵業社。鐵業社當時請了王栓(即梁玉明,他的小名叫王栓)的弟弟根栓回來打鐵。他這個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氣大,打鐵的手藝很好,性格比較直爽,說話辦事粗線條一些。他當時在文安驛公社集上打鐵,近平把他動員回隊里來打鐵,做農具。這樣,村里在供應本村農具使用的同時,還能有一些創收,有些“活錢”。但是根栓回來以后,發現自己在梁家河打鐵的收入不如文安驛高了,他就不太滿意,想走。隊里不讓他走,他就要待遇,每個月要給他漲工分。他這個人講話很直,好像八匹騾子也拉不回來的樣子,還說了一些不太客氣的話。當時這個鐵業社,是村里挺重要的一個產業,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對村里的損失不小。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里,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們都知道,近平這個人性格也是比較干脆利落的,講話也很直率。根栓也是個很硬的人,兩個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我們擔心近平去找他談,萬一談崩了,鬧出點什么問題,鐵業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實際上,沒過多久近平就笑瞇瞇地回來了。他說,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來,近平先是跟他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談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來終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打動了,他表示還是留在梁家河,為村里的鐵業社繼續做事。這種情況下,近平當梁家河支書“開張”做的幾件事里,鐵業社這一件就落到實處了。事實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簡單就能做成的,需要處理各種矛盾和情況,做各種細致的工作,才能順利地把各項工作開展好。近平做群眾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從不采取強勢、高壓的做法,總是盡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開了,事情也就能順理成章做好了。
辦沼氣的事情,我也比較了解。近平當時是到四川遂寧縣學習沼氣技術,還請了一位技術員到梁家河來幫忙。這位技術員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調水泥,怎么防砂眼,怎么防漏氣,沼氣池用什么樣的規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這個師傅干了一段時間,在陜北各方面都很不習慣,就想回四川老家。他前后經過了幾次思想動搖,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復給他做工作,解決思想上的負擔,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這位技術員最終沒有半途而廢,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大概是1974年12月份,我們七個人從延安坐汽車到了銅川,再從銅川坐火車去成都。因為要到四川去學習怎么辦沼氣,所以在火車上大家都特別興奮,期盼之情非常強烈。這期盼源自什么呢?雖然陜北產煤產油,但是老百姓買不起,還用煤油燈,有的老百姓甚至連煤油燈的煤油都買不起。四川人民用上沼氣以后,農村解決了燒柴問題、做飯問題、點燈問題,甚至解決了用沼氣發電問題。這些都是陜北最需要的,也是我們在那兒插隊以后感到最需要解決的。習近平又是大隊書記,這些問題也正是他當時首先遇到的問題,要解決農村的生活面貌和困難,首先就要從這些問題著手,所以大家一路上討論的特別熱烈。
到了成都以后,我們自己找了旅社住下,然后才跟四川省沼氣辦打招呼,結果省沼氣辦就急了。當時四川省里的領導以及各級領導,不少是從山西南下的干部,他們一聽說革命圣地延安來人,立即安排換到省招待所,并接見了我們,提起習仲勛同志,更是非常有感情。接見后安排省沼氣辦給我們派了兩輛吉普車,派了兩個同志陪我們學習考察,說讓我們都看到、都學到、都掌握辦沼氣的技術,是省沼氣辦的責任。后來我們到各個地區、各個縣觀摩考察的時候,他們的一把手都會跟著我們,一路的安排都非常詳細認真。
省沼氣辦剛開始接待我們時,已經把全國各地來學習辦沼氣當作一種慣例了,來了就帶著我們去看看、轉轉,嘗嘗這兒的好吃的,住在縣上招待所。因為省委提出讓我們都看到、都學到、都掌握辦沼氣的技術,而且帶我們去的干部看到我們認真學習的態度,他們的態度也有很多轉變。當時我們確實是每見一個沼氣池必下去,到每一個地方必問得非常清楚,而且要參觀各種情況的沼氣池,有石頭做的,有土挖的,有磚做的,有土挖以后再用水泥抹的,有用石板砌的,還有在什么樣的土質上建什么樣的沼氣池、怎么建,入料口、出料口以及密封口怎么做,這些東西我們都學的非常具體。
由于四川各地沼氣池建設情況不一樣,我們走了5個地區17個縣,差不多40多天的樣子。有的地方的條件是陜北不具備的,但也有很多條件跟陜北相似的,對這些我們都考察得非常仔細。比較相似的條件,比如有很多紅色的黏土,黏度非常大,腳踩上去都是黏的,含沙量也不大,挖完沼氣池以后稍微涂一點石灰砂漿就可以用了,也不漏。有些含沙量比較大,就要抹石灰,用帶沙子的那種石灰包括三合土去抹。當然陜西還有一些與四川不同的情況,比如土質沒有四川那么大的抗勁兒,你就得用磚砌,用石板的話還要“溜縫兒”。當時習近平跟我們經常探討,提出我們要學習的關鍵是如何保證沼氣池不漏水,要能承受一定立方水的壓力,而且要一次試水成功。因為要是水進去了,再想弄出來就費勁了,一漏就等于報廢了,所以就不能漏。這也是我們學習的重點。
四川的沼氣池是從5立方、3立方開始建的。一個5立方的就能解決三口之家的做飯點燈問題;更大一點的一般都建7、8立方的,一般家庭干什么都能滿足了。四川還有集體建的100多立方的大池子,能發電,還可以把所有的沼氣池串聯起來,發的電可以共用。四川還有很多發明,比如塑料小開關、塑料管、沼氣池的水壓顯示器,還有一些灶具、燈具,都是人工做的,對我們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天學習之后,張之森都會組織我們一起討論,交流學到什么了,還想聽什么,還想再看什么,哪些問題還沒有解決,等等。當時討論比較多的,一個是怎么保證不漏水,再一個就是四川農民制作的東西我們回去能不能制作。再就是沼氣池每一步怎么挖,人下去挖有沒有危險,怎么能保證不出問題,挖的時候有多大的弧度,口留多大,出料口和進料口的角度怎么設計?出料口要留在沼氣池的上部,進料口要盡量貼在內池的下部,口怎么去密封?這里面有很多細節。我們這些知青既沒干過建筑活兒,也沒當過泥瓦匠,所以我們去學的時候都特別認真,盡量作了詳細的記錄。至于更細致的一些技術活,我們就讓同我們一起去的石匠們親自動手去做一做,以便回去后可以操作。
——黑蔭貴《“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學習辦沼氣”》
那天晚上,我和習近平就在大隊的公窯里,召集隊里的干部、社員開會。那是我頭一次聽到他以干部身份給群眾講話,他講得很有條理。雖然那個時代口號滿天飛,但他講得實實在在,沒有什么虛頭巴腦的東西,特別是講著一口比我還地道的陜北話,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眾溝通的。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他在這里“整隊”,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為我還有全縣團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過一段時間來一次。就這樣,趙家河大隊歷時七八個月的社教、整頓工作,實際上習近平承擔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當年6月就被調到張家河公社去當黨委書記了,習近平獨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驗收。(當然還是在縣委和馮家坪公社黨委的指導下,重大事情還是要公社批準的。)馮家坪公社對趙家河的整隊工作很滿意,結束后要留習近平在那里繼續工作,但他插隊所在的文安驛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擔任了梁家河大隊的黨支部書記。
——陶海粟《“為群眾做實事是習近平始終不渝的信念”》
(四)讀書學 習:“炕頭上的書總是堆得滿滿的 ”
那個時候,我們社員經常和知青在一起學習。我記得當時學習毛主席的文章比較多,《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等等。我是大隊黨支部書記,組織給他們上課,但是實際上,我也是和他們一起學習。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毛主席在這篇文章中有一句話:“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這句話的核心思想就是:衡量對錯的標準,應該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我們始終要堅持好的,堅持對人民有益的,改正那些錯的,那些對人民無益的。這篇文章不咋長(陜北方言,不怎么長),我見近平反復地看,反復地讀,愛不釋手。我當時還在心里想:這個娃娃咋這么愛學習呢!
在梁家河插隊的這段時間,近平還閱讀了大量書籍。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方面的書,他看得真是太多了!只要有一點點空閑時間,近平坐下來就看書,有時候一直看到深夜才睡。那時候在我們黃土高原的窯洞里,近平吃不飽穿不暖,每天要上山勞動,想學習只能硬擠出一點時間,晚上看書只能就著昏暗的煤油燈,但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他卻對學習有著濃厚的熱情。我們都說,社員抽煙有“煙癮”,近平讀書有“書癮”。
今天我們總是跟孩子說:“好好學習,將來考個好大學。”這條路,對于當時的近平來說,幾乎就是不通的。他父親習仲勛當時受到嚴重的政治迫害,近平本人被劃分為“黑幫子弟”,他就算刻苦學習,一般也沒有上大學的機會。實際上,近平讀書并沒有明顯的功利性,也不是為了考大學,而是出于對知識的渴求。他在梁家河待了7年時間,我就沒見他離開過書本,沒見他放棄過讀書。尤其是他當了我們的大隊黨支部書記之后,他每天不僅要和社員一樣勞動,還要處理村里的大事小事,在那么忙的情況下,他仍然堅持讀書。社員到他窯洞里去,都說:“你看這炕頭上的書堆得滿滿的!”如果不是發自內心熱愛知識,他怎么能在那么艱苦的情況下堅持讀書?怎么能7年都堅持讀書呢?
——梁玉明《“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
他們好幾個知青都帶了書來,都在一起看,他們的書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學、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書;還有一部分是外國文學名著,也有中國作家的小說。那個時候,近平十五六歲,我十七八歲,我們都是在上學的年紀就到農村來了,對知識非常渴求。那個年代,我們偏遠的山村沒有電,更談不上現在的電視、互聯網,那時候啥都沒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過書籍,而當時的農村,書也很難找到。
那個年代,考試交白卷、得“鴨蛋”很光榮,但是近平沒有受那種社會風氣的影響。他熱愛讀書,“癡迷”讀書,每時每刻都汲取知識。那時候,整個社會文化生活匱乏,黃土高原閉塞而荒涼,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窯洞,出門就是漫山遍野的黃土。近平在勞動之余讀書,是一種充實自己,讓自己不至于荒廢時光的好辦法。
我經常到近平的窯洞去做客,也經常看他的書,有時候我也把他的書借走看。一來二去,我們的共同話題也越來越多,經常談起書里面的知識。我們雖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還比他年長幾歲,但是從我們各自成長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還有生活閱歷來比較,我與近平的見識、知識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謙虛,知識層面上的差距并沒有使我們之間產生隔閡,反而是他隨和的性格促使我與他交朋友、談天說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請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來,吃完飯就看書,到了晚上,他就點一盞煤油燈看書。當時的煤油燈很簡陋,在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個鉛筒,再插上燈芯,點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書,湊著那點兒亮光看書,因為離得太近,煤油煙經常熏得他臉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覺。我這個人喜歡寫寫畫畫,在村里經常干一些農村“文化人”的活兒,所以我和近平之間就更容易溝通,我也喜歡去他住的地方串門,白天我們一起勞動,晚上我就去他們住的窯洞找他拉話。
——王憲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
我喜歡到知青窯洞去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看近平帶來的很多書。炕沿上、鋪蓋上、枕頭邊上,全都是書。現在回憶起來,近平他們住的那個窯洞特別溫暖,也特別神奇,就像是知識的寶庫。
有時候上山干活,近平也在兜里裝一本書,中間休息的時候,大家在拉話,他就拿出一本書來看。晌午回窯洞歇一會兒,近平也要抓緊時間看一會兒書。我覺得,一方面是近平對讀書有著濃厚的興趣,另一方面是讀書也帶給近平無限的力量。書里有更廣闊的世界,有更豐富的知識,通過學習,人增長了見識,汲取了知識,就會變得更堅強、更強大。
我家里很窮,從小到大,身上沒有過一分錢零花錢,更沒有錢買書。所以,我很羨慕近平有那么多書,我在他們窯洞里的時候,很想看看那些書里寫的都是什么,一開始不敢多翻,只是小心翼翼地翻兩頁。后來熟悉了,我就拿起來翻翻看看。近平見我對書有興趣,就跟我說:“鐵鎖,你喜歡看什么書就拿去看。”我連忙點頭,心里非常高興。
我最先看的是一本《十萬個為什么》,對這本書我有特別濃厚的興趣。我想,一個“為什么”我都不知道,學會了十萬個“為什么”該有多了不起。書中有很多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都深深地吸引著我。我從小生活在山溝里,對外邊的世界根本不了解。出家門最遠就是到文安驛,連縣城都沒去過。《十萬個為什么》是有插圖的科普讀物,我在書上看到飛機、看到汽車、看到輪船,就高興得不得了。
我還從近平那里借過物理、化學課本。此外,他那里還有很多古典文學和歷史名著。我看過《三國志》,因為是文言文,里面的好多字我都不懂,遇到不懂的,我就問他,無論問什么,近平都很耐心地教給我。我還看過高爾基的《母親》和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這些書都是近平從北京帶來的,他都借給我看。
很快,一兩年的時間過去了,知青有的返城,有的招工,有的當兵,大部分都走了。我晚上跑到近平那里去,他還保持著看書的習慣,只要有時間,他都捧著一本書看,看到很晚才睡。
——武暉《“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
學習是一個不斷豐富自我、提升自我的過程。近平思路寬廣,思想活躍,分析問題能力很強,這同他刻苦讀書學習分不開。他在陜北農村勞動期間,數年如一日保持著刻苦學習的習慣。據我了解,近平讀書學習有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他勤奮好學,到了夜以繼日的程度。正如有些老鄉所講的——有個針縫的時間都要讀書,抓緊一切時間學習。白天去山上勞動,晚上回家一有空就看書。后來,大部分知青離開了,窯洞里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我們在炕上有各自的床位,中間隔著一個炕桌,炕桌上有盞煤油燈。白天干了一天活就已經很累了,晚上吃過飯,我如果覺得累,就睡覺了。而近平吃過晚飯總是拿起書本,開始學習。他怕影響我睡覺,就把燈移到一旁,用身體擋住光線。他看書常常到非常晚。有時候,我半夜醒來,發現近平還在看書,就問:“近平,你怎么還不睡呀?”他總是說:“再看一會兒。”有一次白天聊起天來,他和我調侃說:“昨晚看書至深夜,四周寂靜,頗有些‘世人皆睡我獨醒’的味道。”還有一次,他頗有感慨地說:“農村知青生活可真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高度結合呀!”事實的確如此,白天勞動強度大,人已經很疲勞,每天吃得也不好。回窯后再長時間閱讀,大腦高速運轉,對體力和腦力都有很大的消耗。
第二,他讀書注重分析對比。一方面,近平會就一個觀點、一個史實找出很多相關的參考書籍來閱讀比較,從不同的側面去了解和分析這個問題。另一方面,他形成自己的見解和觀點,也會跟別人進行討論。他看書經常是幾本書同時看,有所對比,有所分析,不但比較幾種說法的同異,也推敲作者為什么這么說,正所謂“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比如,他在學習蘇聯歷史學家謝緬諾夫《中世紀史》的時候,就參考了不知從哪里搞來的一本《基督教青年讀本》一起看。由于我們當年接受的教育,對基督教沒有多少了解。近平在學習這方面知識時,比較全面地了解了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作為基層群眾信仰的宗教被羅馬當權者鎮壓的歷史。這就是他在看書時不斷擴展參考資料所起到的作用。
近平這個讀書方法,簡單來說,就是他經常是以看一本書為主,同時又尋找相關的書籍作為佐證,不斷地擴展閱讀書中的知識。比如他看中國歷史,就是先以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為主要讀本來學習,但在學習中發現史學家的不同觀點時,就以錢穆、呂振羽等不同版本的中國歷史書籍來互相印證、互相對比,深入理解。這樣學到的歷史觀點,是一個立體、全面的觀點。既掌握了它們之間的聯系與不同點,也養成了從不同角度觀察分析問題的習慣。
近平在了解不同學者的觀點后,非常喜歡自己思考。他經常問我:“這本書,你看過沒有?”如果我看過,他會就某一個觀點與我進行討論。他對討論切磋推敲印證那些重要的知識點非常有興趣。雖然我們那個年紀所討論的問題未必有多么深奧、多么專業,但確實起到了活躍思想、拓展思路的作用。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每次去“五七”干校探親或外出,總能帶回來一些新書。有一次,他帶回來厚厚一本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躺在炕上專注地閱讀。過后,他對我議論起這部著作。他談了很多關于《資本論》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識,并說《資本論》的翻譯版本研究很重要,他特別推崇郭大力和王亞南這個譯本。他介紹道,這兩位翻譯家同時也是社會學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譯和介紹馬克思主義著作到中國來。近平講到他們的執著和毅力,即無論做什么事,都要矢志以恒,一以貫之,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夙愿。他對這兩位學者非常推崇,不僅推崇他們的學術造詣,更推崇他們的高尚人格。
近平讀哲學書籍,主要還是讀馬列主義哲學。他下了很大功夫去閱讀研究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前不久,我在電視上看到近平在一個場合講解辯證唯物主義,講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當年在窯洞里近平學習辯證法的時候,也曾談起過這個問題,即不要把辯證法簡單化。矛盾的不同側面是不可分離緊密聯系的,互相作為存在的依據。辯證法的精髓固然是對立統一規律,但實際上,對立統一除了對立還應考慮統一,唯物辯證法本身就包含事物的互相關聯與事物的發展,還包括否定之否定、質量互變等規律。簡單孤立地談問題一個方面而不顧及其他方面的因素,肯定是有片面性的。如果認為辯證法的內容僅僅就是一個“斗”字,就把整個問題簡單化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我們初到梁家河時,還只有初中生的文化程度。初中課程里并沒有講過世界史。近平在閱讀很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時候,涉及不少名詞和事件,都與歐洲歷史相關,看到以后覺得很生疏。近平就找到蘇聯出版的《中世紀史》來看。這部書他好像是從當地一位教員家里借到的。在這本著作中,從東、西羅馬帝國,從查理大帝,到法國、德國、英國的近代雛形,都有相對完整的講述,這本著作也講到了東方各國歷史的演進和變化過程。通過對這部書的學習,近平對歐洲諸國的發展史有了初步認識。
近平還有一本常用的工具書《新編新知識辭典》,1952年出版的,這是一本非常厚的工具書。辭典里面收錄了大量重要詞條,并有簡要清晰的介紹。像“神圣羅馬帝國”“蘇沃洛夫”“二月革命”等,都可以在這里找到。近平在閱讀其他著作時,經常拿這本書作參考。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非常喜歡中國古典詩詞,他讀過《離騷》,讀過《古詩源》,讀過《李白詩選》《三曹詩選》等。他很喜歡曹孟德作品的悲壯蒼涼,喜歡建安樂府感情真摯、樸實無華、氣勢雄渾的風格。對于詞作,他更喜歡讀辛棄疾。有時他讀古典詩詞讀得興奮了,就跑到院子里大聲朗誦,有時在山上勞動的時候也會朗誦。他的記憶力很強,讀過后喜歡的詩詞大多都要背下來。若前一天晚上讀到了他喜歡的詩詞,第二天他就會背給我聽。一方面是他確實喜歡詩詞的韻律,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考驗自己的記憶力。我作為聽眾聽他背誦,心情也是非常愉悅的。總體上看,他比較偏愛慷慨激昂、豪放自信的詩詞。當然,像李白那種飄逸浪漫型的,他也很喜歡,李白那首《將進酒》我就聽他背誦了多遍。
近平讀過的外國名著也非常多。近幾年他在訪問俄羅斯、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時,都曾提到過他所讀過的這些國家的優秀文學作品。他所列舉的,都是他認真讀過的作品。我印象中,巴爾扎克和莫泊桑的小說、莎士比亞的戲劇,他都很喜歡讀。他來農村時帶了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這個大部頭著作四卷本,我們幾個分開看。你看第一本,我看第二本,有時候進度不一樣,接不上了,我們就互相詢問,故事情節是如何發展的。當然也有一邊干活一邊談論小說情節的時候。《九三年》也是近平很喜歡的一本書,他經常和我們討論法國大革命狂飆時期激烈殘酷的階級斗爭。《戰爭與和平》《一九一八》《悲慘世界》等,都是近平非常喜歡的人文色彩很濃的名著。通過閱讀這些外國名著,近平的思維和視野得以開闊,心靈得到滋養。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讀過不少有關軍事和國際政治的著作。這里需要作一點說明。我們下鄉時,都帶了一些書,其中近平帶了不少包括政治、哲學、文學、歷史方面的書。由于家庭背景的緣故,我帶的書主要偏重歷史和軍事方面,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解放軍總參謀部翻印出版的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內容的書籍。這套書籍的翻印,可以追溯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為了拓展我軍高級指揮人員的視野而委托總參組織翻譯出版。這套書包括《羅斯福見聞秘錄》《隆美爾戰時文件》《太平洋戰爭:島嶼戰爭》等。帶到延川農村的書中,還包括當時能得到的國外軍事名家著作,如《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選》《戰爭論》等,還有中國的軍事論著,包括《中國古代軍事理論選集》《三十六計》等。對于毛澤東的軍事理論與作戰方法,近平特別注意學習,有比較廣泛的涉獵和深入領會。比如《毛澤東軍事文選》,這是軍事科學院編輯的毛澤東在歷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中發表的軍事論著。近平對其中的若干重要著作潛心研讀,特別對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十大軍事原則》等關鍵文章反復閱讀,以求貫通。在學習中,不僅要搞清毛澤東講了什么問題,是如何闡述問題的,還要搞清楚為什么要這樣提出和闡述問題,特別留意當時論述問題的時間、地點和針對性。1972年之后,隨著國內“批林批孔”政治運動的開展,報刊上也發表了眾多有關遼沈戰役的文章。他結合這些文章,系統地學習了毛澤東有關遼沈以及淮海、平津戰役的指導原則等重要材料,對于“三大戰役”中的關鍵步驟和過程,如“關門打狗”“圍而不打,隔而不圍”“小淮海和大淮海”“吃一個,夾一個,看一個”等戰役舉措處置心中明了,耳熟能詳。
毛澤東軍事思想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積極爭取主動。不是被動地受對方制約,而要發揮己方優勢,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充分發揮不對稱戰爭手段,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有人總結出三句話:對什么對手打什么仗,拿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充分領會這樣的博弈思維、戰略思維,對近平形成科學的思維方法,啟發應該是很大的。
研讀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名著《戰爭論》,給近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對于“慧眼”和“軍事天才”的描述。《戰爭論》是一部舉世聞名的戰爭理論著作。解放軍一些著名高級將領如劉伯承、葉劍英等,都對《戰爭論》中的精辟論述了如指掌。抗戰時期,毛澤東更是要求全軍認真研讀,并要求對《戰爭論》虛心求教,不得有絲毫懈怠。《戰爭論》在中國的知名度不亞于《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慧眼”,是指“在茫茫的黑暗中仍能發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以及敢于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前者被稱為眼力或慧眼,后者就是果斷”。一個具有“慧眼”素質的軍事指揮家,有能力在復雜的政治、經濟、軍事諸條件下高瞻遠矚看待問題、分析局勢,帶領國家與軍隊取勝。當然,那個時候的近平,還只是一名身在農村的普通知青。然而,那時涉獵這些著作,對他的啟蒙、對他以后的成長,無疑打下了堅實基礎。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閱讀《羅斯福見聞秘錄》一書時,近平饒有興致地注意到當時的后起大國美國如何在相當長時間內鋒芒內斂,積蓄力量,最終利用矛盾,因勢利導,平穩過渡,從守成大國英國手中順利得到世界霸主地位的過程。書中詳細記錄了在這個過程中,羅斯福總統深謀遠慮,有序有為,外交手腕運用得有聲有色。在一連串的重要國際會議中,他一方面堅決支持同盟國英國、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提供物質和軍力支持;另一方面利用雙邊與多邊會議場合,宣揚新的世界政治經濟規則,不為盟友英國恢復舊制,只為美國開創新篇。外交手腕上,借承認蘇聯斯大林在東歐與亞洲的勢力范圍拉攏“斯老伯伯”,使“得道多助”的美國始終處于對英國外交的主動地位。充分運用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占據道德高地縱橫捭闔的美國總統羅斯福一句“同盟者就是競爭者”,闡明了國際政治和大國博弈的真諦。近平還讀了《太平洋戰爭:島嶼戰爭》。這部書展示的是1943年后太平洋戰爭美日雙方的苦斗過程。在閱讀中,他仔細推敲了解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美兩國對即將到來的大戰所做的戰略決策預案,比較與估量了雙方戰略決策的得失。應該說,在太平洋戰爭中,無論是在決策、戰爭資源的擁有和戰爭資源運用能力諸方面,日方劣勢明顯。特別是對當時大規模海空戰爭形式和戰法的認識,日方明顯落伍很多。太平洋戰爭中的海空交戰,不能簡單看作是一個運用航空母艦和兵艦進行海戰的問題。美軍通過科學的運籌、比較和分析,在戰爭資源運用能力等方面技高一籌,正確運用了“蛙跳戰術”和攻擊日方大規模運輸船隊等行之有效的戰略和策略,最終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戰果。
還值得提到的是,近平還讀了美國著名學者亨利·基辛格早年的論文,如《核武器與對外政策》(1957年)、《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展望》(1961年)等。通過研習這些論文,近平深刻感覺到:美國這個國家是一個學習型、研究型國家,美國軍隊也是一支學習型、研究型軍隊,美國的智囊政治家也是密切關注實際的研究型政治家。在國際政治軍事風云變幻的大環境下,在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美國都會有具有世界眼光的智囊和研究型人物考慮和提出如何應對新形勢、提出新對策,及時轉變原有政策。如果低估美國政治外交軍事的應變能力和敏銳思維,依然采用舊的想法做法,憑借“想當然”思維來考慮問題,就會在變化中的國際斗爭中處于下風。
現在想起來也有趣,20世紀70年代近平在貧瘠的陜北窯洞中讀基辛格的著作時,還是一個不到20歲的知青。時過境遷,2016年12月基辛格訪華,此時的近平已是63歲的中國國家主席,而基辛格則是93歲高齡的美國前國務卿。作為中國的國家主席,近平和基辛格這位資深睿智的國際政治家進行交流,探討國際政治和中美關系的未來,實在是一件非常值得回味的事情。其實,年輕時期的閱讀、年輕時期的苦學所能學到的知識和信息,很多已經變化了,或者已經不那么重要了。但青年時期所養成的不倦學習精神和良好的學習方法,以及通過學習所養成的思維能力,則可以伴隨人的一生,對后來的各個階段依然起著作用、發揮著影響。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有一天,我抽出時間,自己到梁家河登門拜訪了他們。在梁家河村一間黑咕隆咚的破窯洞里,他們三個正好都在。當時,梁家河的十幾個知青,大部分都已經當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幾個沒走的也待在北京不來,只有習近平和雷氏兄弟還在村里。我進了窯洞,第一眼就看見炕上、窗臺上、箱子上,到處都堆著一摞一摞的書。聊天過程中,我隨手拿起一摞書最上面的一本《共產黨宣言》翻了翻,只見里面幾乎每頁邊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體寫著批注,扉頁上有“雷英夫”的簽名。當時我暗自稱奇,心想:“共產黨的干部里還有這么認真讀書的?!”有這樣的干部,他們孩子們的窯洞里到處堆著書自有其道理了。
——陶海粟《“為群眾做實事是習近平始終不渝的信念”》
近平也是一個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細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來,他當了梁家河的村支書,帶領大家建沼氣池,創辦鐵業社、縫紉社,我一點都不吃驚。因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時候,就發現他這個人有一股鉆勁,有強烈的上進心。
我們有時也去周圍幾個村的知青窯串門。那時我們閑得無聊,肚子又餓,就經常一起商議到什么地方去蹭飯。我們說:“近平,走啊,咱們去梁家塌吃他們一頓!”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書,他說:“我就不去了,你們弄到吃的,給我帶回點來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歡參與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時間“癡迷”在閱讀和學習之中。他碰到喜歡看的書,就要把書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細研究透徹。當時,我并不覺得什么,現在想起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同齡人都跑出去玩耍,他還能餓著肚子坐得住,能塌下心來看書、閱讀、思考,這確實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強的求知欲和上進心。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
去峨眉山、都江堰,包括二郎廟的時候,我發現習近平有一個特點:凡是那里門上的對聯,不管是峨眉山寺廟里的,還是青城山的,他幾乎都很認真地抄寫下來,然后細細品味。我們在峨眉山上住了三夜,還見到了大學生畢業來當尼姑的,近平還和她們聊,你們為什么不上學而來當尼姑?原來有的是厭世了,有的是家里逼婚,還有的是想通過這個考一個宗教學院,也是一個出路。在寺廟借住的時候,我們還遇到一些僧人,近平也和他們聊:你們在這兒守著這個寺廟怎么解決生活問題?你們每天想的是什么?等等。
近平老早就是一個愛學習、愛思考的人,從他見了好對聯就抄下來、遇到新鮮事就刨根問底,再聯系他插隊期間如饑似渴地堅持讀書學習,都說明近平是一個崇學尚讀的人,是一個有精神追求的人。
——黑蔭貴《“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學習辦沼氣”》
(五)堅定信念:“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1972年,近平追求進步,要求入團,但他這個事情卻是一波三折,費了很大的勁。他先后寫了好幾份入團申請書,交給公社的團委書記,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準入團。到了1973年,我們縣上招聘農村青年積極分子,就把近平調到賈家坪公社的趙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趙家河把社教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帶領村民造壩地也造得很好,跟村里人的關系也處得非常好。趙家河人一看近平這么能干,群眾關系又好,就想把他留下,不讓他回梁家河。我們梁家河不同意,堅持要他回來——近平是我們的人,咋能去你們那干了幾個月就成了你們的人哩?后來問近平的意見,近平說:“我還是回去吧!我從梁家河出來的,我還回梁家河去。”就這樣,1973年7月,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里想讓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他還不是黨員,申請入黨就成了當務之急。于是,近平寫好了入黨申請書,我和梁有華當近平的入黨介紹人,我就組織開了一個黨員會。黨員會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黨,之后我又開了支部會,同意接收習近平入黨。支部通過以后,我就把這個材料拿到公社,但是公社當時的書記不批。他還批評我說:“你這個梁玉明這么膽大,你敢把‘黑幫子弟’介紹入黨!”我跟他說:“近平是不是‘黑幫子弟’,現在還沒有結論。況且,考察青年入黨,還有一項是重在個人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好,就可以入黨。”書記說:“你哪里看到這一條?”我說:“紅頭文件有,中央發的。”雖然我把書記說得啞口無言,但是頂撞得他很不高興,所以那次也沒有批。
我回來把這個情況跟近平一說,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說:“唉,我知道公社不會批。”我說:“那也不是你的錯,公社不批是不對的,他沒理由不批。”
就這樣,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寫了好多份入黨申請書,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沒有得到批準,這實在太說不過去了。后來,公社換了新的書記白光興,他比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黨委認為不能因為當時習仲勛同志的問題影響習近平入黨,于是將他入黨的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當時的縣委書記也很重視這個問題,經過縣委研究討論,1974年1月批準了近平入黨。近平入黨的時候,正好趕上村領導班子換屆,我們村上就召開了黨員會,推舉習近平擔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我則擔任大隊革委會主任。
——梁玉明《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
那時候,在農村,“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就不允許入黨;他們這些城里來的知識青年,則是“黑幫子弟”禁止入黨。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你的“血統”——也就是“成分”,首先決定了你能不能成為黨員,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樣。像近平這樣,無論他工作多么上進,對黨多么忠誠,但因為家庭的原因,入黨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黨的,知道審查過程非常嚴格。當時,我寫了入黨申請書,組織上首先調查申請人自己有沒有政治上的問題。這一關過了,再把申請人主要的親屬關系、社會關系都調查一遍。經過調查,如果申請人的親屬沒有坐牢的,沒有“地、富、反、壞、右”,工作表現也好,這才能入黨。如果申請人的親屬有問題,就入不了黨。
近平出生在革命家庭,從他的成長環境和家庭教育來說,他對黨的忠誠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他肯定是想入黨的。他這個人一旦認準了的事,是很執著的,決不會輕易放棄。據我所知,他反反復復寫入黨申請書,交到組織上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親習仲勛的所謂“問題”。
但是近平沒有放棄,他一次又一次地寫入黨申請書。而且,他這個人工作努力,在我們當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驛當時的黨委書記看到這種情況,也拿不了意見,就親自到延川縣找當時的縣委書記申易請示。
申易調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現,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眾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申易也是陜甘邊區的革命后代,對習仲勛的政治品質非常了解,對當時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屬、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滿。因此,在申易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終于入了黨。
——王憲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
我們社員之間說到近平,無論男女老少,對他的印象就是,這個人話不多,平時不說是不說,但是一說就能說到點子上。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近平當我們梁家河的支部書記,并不是偶然的,那時候村里沒人對此感到意外。
一方面,當時的農村,有文化的人很少,近平有文化,說話辦事很穩妥,考慮問題也很周全,這在當時的農村,是很難得的人才。而且,近平在當支部書記之前就已經參與村里的管理工作,和村民關系非常融洽,再加上他在趙家河主持過社教工作,農村的這些生產生活、大事小情,他都已經很有經驗了。
可以說,1972年到1973年這兩年,是近平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大部分知青都走了,但是近平因為父親受到政治迫害,就是走不了。那個時候,近平的思想有很明顯的轉變。他漸漸意識到了,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其實就在自己的腳下!我雖然1973年就去上學了,但是只要一回來,我就到近平的窯洞里去拉話。我記得近平跟我聊過他那時候的想法:“我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為什么就不能留在這里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了這種思想和意識,再加上自己的思考和努力,近平確實干了好多事情,而且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可以說,近平那個時候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就開始形成了,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怎么能讓群眾的生活好起來。
后來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額,我看近平都沒有報名。他想的是帶領村里人一起脫離苦日子,而不是自己一個人離開農村一走了之。所以,近平當支書以后,給村里做了大量的實事、好事,他當時帶領社員做的很多事情,到40多年后的今天還在發揮作用。如果近平沒有扎根農村的信念,沒有為人民辦實事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做這么多好事,也不可能在農村待這么久。他后來上大學,是為了更好地深造,更好地為人民做事情。從另一方面來說,正是因為近平有在農村生活的經驗,對很多農村的問題有深入思考,才有了這么明確的方向,把工作做得這么扎實。
——武暉《“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
近平來梁家河這么多年,追求進步,一直在寫入黨申請書。要當村支書,還要解決入黨的問題。
從各方面的考察來看,近平完全符合黨員的標準。唯一的問題是近平父親的問題。我和近平比較熟悉了,他對我說他父親因為一本小說《劉志丹》被定為重大問題,我就知道了他父親問題的前前后后的過程。我當時的想法就是,習仲勛在陜北鬧這么多年的革命,還當了中央的大官,就因為這么一本小說被打倒了,家里人都為此受了不少罪,可不能讓這個事情再影響近平的發展了。再說,入黨關鍵還是要看本人的表現,只要本人符合黨員標準,就可以發展嘛!
……
其實,大家心里都清楚,習近平十幾歲就來插隊,他的父母很年輕就出來干革命,社會關系都不存在問題,核心就是怎樣看待習仲勛的問題。習仲勛是國家的副總理,因為《劉志丹》這本小說出了事情,家庭受到了影響。
后來大家就開會討論這個事情,形成的基本意見就是:近平來到我們村這么多年,他的情況大家都了解,他的表現大家也都看到了,不能讓近平再受到影響,可以發展他入黨,所以組織上批準他入黨并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
——劉明升《“近平立志辦大事,不搞形式主義”》
近平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1973年入了團,1974年1月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個時候入黨沒有預備期,一批準就正式成為黨員。
近平入黨的過程,現在社會上流傳很多說法,有些是不嚴謹的,有些是不真實的。因為我是親歷者之一,整個過程我都比較清楚,所以有必要在這里把我知道的一些實際情況講一下。
當時,我們公社黨委書記白光興思想比較解放。一度,梁家河大隊很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年輕人來當黨支部書記,帶領社員好好干一些事。那時,原大隊書記梁玉明當干部時間也有點長,年齡也有些大,且他主動讓賢,多次向公社黨委推薦習近平入黨,當大隊書記。可以說,梁玉明的想法與我們不謀而合。但當時近平還不是黨員,對此,公社黨委就把習近平入黨問題納入視野,重點培養。應該說,在那個時候公社黨委就已經準備接納近平入黨了。
我們公社黨委第一次討論研究近平入黨時,雖然大家都認為近平表現好,群眾威信高,符合入黨條件,一致同意批準他為黨員。但為慎重起見,他的父親習仲勛當時在洛陽“下放”,還需搞個外調比較好。這樣我們就落實公社組織干事王學禮聯系有關部門發函外調。沒多久,洛陽方面就回了個函,公社黨委班子成員都傳著看了。函上說:習仲勛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子女升學、就業不受影響。有了這個函,公社就及時召開黨委會議,研究決定習近平入黨,并任命他擔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近平入黨和當支部書記是一個會上研究的。我記得當時會上梁家河大隊一起還研究批準了兩名黨員。
那個時候入黨,沒有人情關系一說。近平入黨,當村支書,完全是因為他自己積極要求進步、努力工作、受到群眾擁護的結果。近平那個時候沒有任何人情和關系可以依靠。他就是個普通的北京知青,千里迢迢到這窮鄉僻壤來插隊落戶。加之,他父親習仲勛當時還在受政治迫害,沒有“解放”,這個情況只會阻礙他入黨,對他沒有任何幫助。所以,近平當時能入黨就是因為他完全符合共產黨員的條件,并且多次寫了入黨申請書,積極要求進步;他能當村支部書記,就是因為他勞動吃苦,群眾基礎又好,大家都擁護他。
近平上任以后,不僅自己積極勞動,還帶領廣大社員治溝打壩、植樹造林、大辦沼氣,各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受到公社的一致好評,公社黨委對梁家河大隊的工作充分肯定,很滿意。我當時在上文安驛大隊蹲點,按公社統一安排,帶領廣大社員大辦沼氣,也做出了一些成績。所以對近平辦沼氣的事情了解得比較多。近平確實善于思考,也敢想敢干,還到四川綿陽考察學習,回來后就在村子里搞了第一個沼氣池,也是全縣第一口沼氣池,引起縣沼氣辦的重視,同時也得到省、地的關注和支持,專門到梁家河大隊召開現場會。近平帶領梁家河村民大辦沼氣,一方面解決了社員的照明、做飯、取暖等問題,同時沼氣廢料也是一種很好的肥料。一舉多得,有力促進了梁家河大隊的經濟發展,改善了群眾生活條件,深受各級領導一致好評和表揚。
——楊世忠《“近平當村支書就是因為大家都擁護他”》
1972年5月,我由延川縣革委會辦事組副組長兼整黨建黨辦公室主任崗位,調到文安驛公社任黨委書記。在任期間,親歷和經歷了習近平入黨、任大隊黨支部書記、推薦上大學的過程。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期間,包括我在內,經歷了公社三屆領導。對前兩屆關于習近平的入黨申請和審批情況,我不清楚。
1972年秋冬,公社搞政工的同志向我談了習近平插隊以來入黨申請問題。過去因各種原因他的入黨問題一直未能解決。從這時起我們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并按照習近平在之前寫的入黨申請書中所提供的情況發調函。因當時還處于“文革”動亂期間,公社對外省函調有限,搞政工的同志就和縣委組織部門經辦人員商定,以縣委組織部名義發調函,先把主要親屬的情況搞清楚。
到1973年,主要親屬已函調清楚。1973年8月,公社接到了梁家河大隊黨支部上報的習近平新的入黨申請書,公社黨委在討論他入黨的問題時,與會同志列舉事實,說明習近平從千里之外的北京來到艱難困苦的陜北農村安心插隊鍛煉,在這四五年時間里和村里農民勞動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建立了深厚感情,在生產勞動中有苦干實干精神;還能認真學習、刻苦鉆研,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已具備入黨條件,但在入黨材料中缺少其父親的旁證材料。因習仲勛的問題屬于什么性質的問題我們不清楚,但公社黨委認為不能因為習近平父親的問題而拖住他本人入黨。會后,公社黨委直接向習仲勛當時所在單位發函外調,只詢問他的問題屬于什么性質的問題。很快,習仲勛所在單位黨組織回函稱,習仲勛的問題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入黨、升學。
這一旁證材料解決了問題,為習近平入黨、任大隊書記和推薦上大學提供了重要依據。公社收到旁證材料時,梁家河路線教育已進入中期,我和公社副書記交換意見,認為習近平表現好,直系親屬的情況已清楚,入黨問題待路線教育后期組建新的領導班子和發展新黨員時一起研究解決。
1973年,正處在農業學大寨的熱潮中。農業學大寨,關鍵在領導。當時,在各大隊領導班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有的大隊領導班子軟弱渙散,戰斗力不強,有的大隊領導班子年齡偏大,思想保守,邁不開大步。針對存在的問題,公社黨委認為要推動農業學大寨運動發展,首先要逐步解決各大隊領導班子的問題,把一些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提拔到大隊領導崗位,帶領群眾大干快上。公社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開展路線教育,第一批路線教育就確定為梁家河等兩個大隊。由公社領導負責組成路線教育工作組進駐大隊。時間大體定為5個月,從1973年8月開始到12月基本結束。在路線教育過程中,公社領導就開始考慮大隊黨支部書記的人選問題。在梁家河大隊第一個考慮的就是習近平。因為公社干部和群眾對習近平的評價很好,而且他經過農村社教工作的實踐鍛煉,當大隊主要領導是個合適人選。當時的大隊書記梁玉明也到公社提出讓賢,推薦習近平擔任黨支部書記,和我們公社黨委的想法不謀而合。
在路線教育后期,梁家河大隊路線教育工作組和黨支部將發展新黨員的名單呈報公社。公社黨委及時召開黨委會研究批準習近平等同志為中共正式黨員。因為當時的新黨章規定,對申請入黨的人,有的人可以沒有預備期,直接接納為正式黨員。公社黨委的批復函到了大隊后,大隊黨支部召開新老黨員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選舉習近平為支部書記,上報公社。與此同時,下文安驛大隊將支部主要領導的調整意見上報公社。于是,公社召開黨委會,研究同意兩個大隊黨支部的意見,批準習近平任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曹和平任下文安驛大隊黨支部書記。
……
習近平擔任梁家河大隊支部書記后,新的領導班子精神面貌煥然一新,1974年春天就出現了生產熱氣騰騰的新局面。習近平能夠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面對貧困山區農民缺柴少炭現象,思考著群眾生活迫切需要的做飯照明問題。當他在報紙上看到四川省綿陽一些農村搞沼氣用來做飯照明的消息后,就積極建議縣里派人到四川實地考察沼氣池建造技術,并參加了縣里組織的赴四川考察學習辦沼氣的工作。回到大隊后,他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成了陜西省第一個沼氣村。公社為了把梁家河大隊辦沼氣的經驗推開,組織各大隊的石匠到梁家河大隊舉辦沼氣學習班,學習后回到各自的大隊建沼氣池,因此在全公社也出現了大辦沼氣的熱潮。梁家河大隊辦沼氣的消息很快就傳到縣上、地區和省上,陜西省科技局于1975年7月下旬,在延川縣召開全省沼氣利用推廣現場會議,到梁家河大隊參觀沼氣,習近平個人也被評選為縣、地區先進知青和學大寨典型。
公社在整頓大隊領導班子的同時,也著手對公社領導班子進行充實調整。首先,在公社干部和蹲點干部中先后選拔了年輕有為、成績顯著的三名同志報上級批準任公社副職領導。再擬選拔一兩名年輕有為、在生產第一線有突出成績的大隊書記充實到公社領導班子中,當時公社看中選拔的第一人選就是習近平。準備呈報上級批準后,任公社副書記一職。就在這個時候,1975年秋,縣上給文安驛公社分配了兩名上大學的推薦名額。當時公社有幾十名知青,有些知青當著公社干部提出要求把自己推薦上去。公社經過對比分析,認為習近平有理論、有能力,成績顯著,貢獻大,決定優先推薦他上大學,并上報縣教育部門。公社還派干部到縣上協助習近平填報志愿書。1975年9月16日延川縣招生領導小組會議決定,推薦北京知青習近平到清華大學讀書。這樣,我們這屆公社黨委完成了習近平入黨、提干、推薦上大學三件事。
習近平在文安驛公社插隊期間,是一名普通知青,他能夠入黨是因為他符合黨員標準,表現好,具備入黨條件;他當支部書記是因為他能力強;公社推薦他上大學是因為他貢獻大。這些都是他自己努力奮斗的結果,不需要、也沒有任何人給予特殊的關照。我們只是履行了基層黨委、政府應盡的職責。
——白光興《“入黨、提干、上大學都是近平奮斗的結果”》
習近平,就是知青大軍中的一員。1969年初,他還不滿16歲就來到延川縣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離開這個小山村,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都是在陜北艱苦的農村度過的。這段插隊經歷,雖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這段人生歷練,卻是他一生中最寶貴的一筆財富。他念念不忘曾經養育他的黃土地,念念不忘陜北的父老鄉親,說明他既是有情之人,也是有心之人,是黃土地忠誠的兒子。
那批知青大都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是新中國成立后教育出來的第一代青年,普遍有理想有抱負,普遍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為了國家興盛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的情懷。
習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樣,都努力拼搏、積極奮進,為改變陜北老百姓生存境遇和生活狀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和好事。由于受其父親“問題”的牽連,他的這些熱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還受到漠視和懷疑。
知青剛進村不久,習近平到下驛村去看一個朋友,有人給知青組長石煥南反映:他是不是來搞什么“串聯”?以后,習近平多次申請入黨,卻遲遲得不到批準……“彭高習反黨集團”!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這是一把看不見的殺人利劍,誰不害怕?!
在實現人生價值的時候,別人做事從“零”開始,習近平卻要從“負數”開始;別人可以平地建塔,他卻還得墊平腳下的坑,夯實基礎,才能開始建塔。然而,殘酷的現實沒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形成更為穩重頑強的性格,比同齡人更具有刻苦的學習精神和拼搏奮進的頑強意志。習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樣,同農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一樣的農活。每一位知青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對農村生活的適應程度自然不盡相同。最初來到梁家河的時候,對艱苦的農村生活也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但他能夠調整自己,很快就在農村扎下根,與當地農民打成一片,融為一體。他在陜北黃土高原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跡,同時也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印象。他是真正腳踏實地融入農村的知識青年。
——曹谷溪《“陜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寶貴的財富”》
我們這一代人,特別是插隊下鄉這一代人,親身體驗過農村艱苦日子,親眼見過中國最貧困、最原始的生活。
對近平來說,他所經歷的,遠遠不止這些。在“文革”期間,父親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視,被困在陜北窮山溝里,忍受著各種各樣的不公平。我們不難想象,近平所處的家庭環境,與插隊下鄉的艱苦生活比起來,會有多么大的落差。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蛻變,實現了精神上的升華。他從一個迷茫的十五六歲的中學生,成為一個飽嘗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懷為民謀福利的抱負,這就決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來返回北京上學,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卻放棄了看似更平坦舒適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層、沉至社會實踐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個腳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實、走得很充實。這是有大抱負、有大氣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氣的人才能做出的選擇。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幫忙安排一個好工作,選擇又清閑又待遇優厚的公職,或者出國留學,甚至移民國外,享受高福利……做這些輕而易舉的事情豈不更好嗎?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層呢?近平選擇走這條路,與他“為老百姓辦實事”的抱負是有直接關系的。
我們這個國家,正是因為有一批近平這樣的人——未必都是領導干部,可能是工人、農民、教師、醫生,無論是不平凡的人,還是平凡的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熱愛這個國家,愿意窮盡畢生為她而奮斗。所以,中國才會像今天這樣,有這么快的發展和這么大的進步,而且有這么美好的未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六)赤子情深 :“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
我往知青窯洞跑得多,身上總穿得破破爛爛的。近平看我平時穿得破爛,就經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給我。王燕生離開梁家河的時候,留給近平一件灰毛領的藍色大衣,那件大衣挺好的,近平很喜歡,平時常穿。我上師范學校的那年冬天特別冷,近平就把那件大衣送給我了,他對我說:“你把這個大衣拿上,到了學校又能穿又能當被子蓋。”到了師范學校,同學們都嘖嘖稱贊:“你這個大衣質量真好!”這件大衣陪伴了我很多年,我參加工作之后還在穿。
我去上師范學校的時候,近平還送給我30斤糧票,讓我出門在外用。在六七十年代,30斤糧票就是一個壯勞力一個月的口糧。其實那時候近平的糧食也不怎么夠吃,這些糧票對他來說也是很寶貴的。
……
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后,我們村里一個叫張志林的人,跟我打聽近平的情況,說要給他還錢。原來,近平從梁家河走的時候,村里還沒到年終結算。等到年底結算,會計算賬的時候,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糧錢(陜北方言,給隊里交錢),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糧錢(陜北方言,隊里給現金)。出糧錢的家庭把錢給會計,會計再把這個錢發給得糧錢的家庭。近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沒有分糧食,就要得糧錢;張志林家里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糧食多,就要出糧錢。會計為了賬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糧錢80元兌給了張志林家里,而張志林家里應該把這80元單獨交給近平,但是當時張志林家里非常貧窮,拿不出來這80元錢,并且近平上學也離開村里了,就這樣,張志林家里一直沒有機會把這個錢給近平,十分過意不去。現在張志林有錢了,一直想要把這個錢還給近平,他經常念叨,近平的這個錢救了他們一家人,欠賬就得還錢,不然良心上過意不去。我就勸張志林說:“你現在還給他,他也不會要。他幫助過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們村,哪一家他沒有幫過?你放心吧,他肯定不會有想法的。”70年代的80元錢可是不小的一筆錢,按購買力來算,大概相當于現在的8000元錢。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鄉親們熱情地招待他。我們一起吃飯,近平囑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邊聽。近平主要說了,山上要治理,河里要打壩,山上要種經濟林,還要種果樹,要把地打平,好提高產量,要解決肚子吃飽的問題,還要解決文化問題……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講了很多。從始至終,他最關心的始終是基層群眾的生活。
——武暉《““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
1994年,我修窯洞的時候,被窯洞頂上掉下來的一塊石頭砸了右腿,因為沒有及時治療,右腿后來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嚴重,我才到醫院去治療,花了好幾千塊錢,還是沒有治好。
那時我修窯洞,本來手頭就很不寬裕,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積蓄,還欠下很多外債。而且,因為病沒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來到了嚴重的時候,走路已經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當時,我真是走投無路,再不治療,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兒女可咋辦呀?實在沒辦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給他寫了一封信。讓我沒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給我寄來了500塊錢的路費,讓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這個匯款啊,心里特別感動,眼淚都快流下來了。我是第一次離開梁家河,第一次出這么遠的門,從延安坐火車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見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說不用擔心,我這心里頓時百感交集。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聯系醫院幫我治療。他平時工作很忙,經常下基層,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會到醫院來看望我。
有時候,我心里覺得不安,我問起他醫療費的事,近平對我說:“侯生,給你治病,花多少錢我都愿意。”其實我心里清楚,90年代初,咱們國家普遍工資都挺低,近平的工資也并不高,他沒有多少積蓄。給我看病花的這些醫療費,大多都是彭麗媛老師的錢。
我在福建治療,腿當時恢復得不錯,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錢,大概有幾萬塊吧,我當時也無力還給他,即使給他,他也不會要的,我只有把這件事記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過了幾年,沒想到病情又復發了,這次更為嚴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術,近平知道這個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醫藥費。轉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達我對他的感謝,那時我已經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體已經恢復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見到我,非常關心地俯下身體,看我的假肢,還用手反復摸,好像是看看這假肢的質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興地對我說:“侯生,你的大難過去了,咱們一起合影留個紀念吧!”
我現在生活挺好的,兒女也都長大了,他們現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會對他們說:“我的這條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年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時候,還到我家里坐了一會兒。當時他一進到這間熟悉的窯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樣,很自然地坐在炕邊。我也坐在炕邊,跟近平拉話,拉這農村的變化,拉現在的生活。曾經點著煤油燈看書到半夜,經常熏得臉上都是黑的近平,最關心的永遠都是大家過得怎么樣,吃的、穿的、住的條件如何。他的心總是和我們老百姓在一起。
——呂侯生《“近平給我治腿病”》
有句話叫“人微言輕”,是說身份普通的人說話沒有分量,不被人關注。但在近平這里,根本沒有這回事,在他眼里就沒有貧富貴賤的分別,他認為每個人都值得尊重。近平與人交流、談話的時候,即使對方是再窮的人,他也全神貫注地聽。凡是和他交談的人,都會覺得心里很溫暖。他不像有些人,見了窮人就扭過頭去,熟視無睹,麻木不仁。我們村有位叫王翠玉的北京知青,被招工后在送別會上稱贊習近平說:“在習近平眼里,沒有高高低低,沒有看得起誰,看不起誰,他待人講話,總是面帶笑容,總是很和氣。這是很不容易的!”近平把自己看作農民,看作是黃土地的一部分,這個認識從他下定決心在梁家河大隊挑重擔時和我的一次談話中也充分體現出來。
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趙家河當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飯的時候他問我對將來有什么打算。我說:“我還是想上大學。”當我問他的想法時,近平說:“我1974年不上大學了。”我感到很突然,問他說:“1974年招考工農兵學員,可是個難得的機會,你為什么不上了?”近平說:“我到梁家河畢竟好幾年了,老鄉對我不錯,我不能就這么走了,得幫助老百姓做點事兒。”近平當時正在趙家河村參加“整隊”工作,地區革委會要求全區各縣農村要“三變五番,大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熱火朝天,近平也積累了不少農村工作經驗。他當時考慮,離開趙家河以后,回到梁家河為村里做些實事,帶領老百姓把糧食產量搞上去,為這片土地盡自己的綿薄之力。這個想法是正確的,但從個人角度來說,上大學機會也是很難得的。特別是當時已經到了“文革”后期,周恩來總理通過做工作,促使大專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變化,可以從基層招收大學生,我們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學的機會。當時的政治形勢還是比較復雜的,未來招生政策很可能會有反復,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為張鐵生的一封信,招生條件和方法就作了好大調整。如果哪天說不招生了,沒走的人也許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勸近平說:“近平,你可要想好了,74年這是個機會。萬一將來有什么變化,不再允許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學了。”近平說:“走不了我就在這兒待著吧,我本來就是個農民!”
40多年以后的一個機會,近平和我談起當時他的思想轉變過程。他說,當年他思想上準備在陜北當一個農民,并非虛言。當他下決心回梁家河挑重擔前,曾長時間躺在土地上,望著藍天,下決心像父兄一樣好好在農村干一場,這輩子就當個農民吧!
我現在分析近平當時的心境:一方面,他確實認為陜西是他的故鄉,也是他的父兄戰斗過的地方,覺得成為一個陜北勞動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對陜北這片土地已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近平當時家里壓力很大,習老無端受迫害,他們兄弟姐妹幾個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視,天各一方。當時很多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卻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黃土地上埋頭苦干,老百姓對他很認可、很信任。老百姓保護他、愛護他,讓他當家帶領大家向前闖。他深刻認識到,是陜北老百姓養育和培養了自己,應該有所回報,要為梁家河做點事。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基建隊的工作,包括修建淤地壩等農田基本建設,隊長叫武玉華,是個典型的陜北男子漢,剛強、能干。那時候,他的婆姨、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隊勞動。他的孩子叫“靈娃”,名字好聽,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當地話就叫“半憨憨”。靈娃干活挺好,能頂半個勞力,他家里帶他來勞動,掙個半工,5分6分。但他說話做事都不十分明白,還喜歡惹事,有時候經常亂來,在別人身上抓一把、擰一把、推一下,亂開玩笑,經常說出話來不知深淺惹出麻煩。村里很多人也經常拿他開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靈娃惹得惱了,與他發生沖突,輕則罵上兩句,重則發生肢體沖突,尤其是靈娃媽不在場的時候,個別人趁機擰他幾下、打他幾下、罵他幾句,這個情況都是有的。靈娃媽每次發現靈娃被欺負了,既難過又氣憤,問他:“誰欺負你了?”有時他說得清楚,有時說不清楚,靈娃媽氣得不行,經常為靈娃與別人發生糾紛和不愉快。
我們這些知青到基建隊以后,武玉華和靈娃媽都有些擔心,生怕靈娃和知青們發生沖突。因為知青都是大城市來的小伙子,萬一靈娃惹到知青發生沖突,傷了誰都擔待不起。尤其是當他們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擔心了。當我們來到勞動現場的時候,靈娃媽就緊緊地拉著靈娃,不讓他亂說亂動,怕他惹出事來。讓武玉華和靈娃媽沒想到的是,近平在基建隊勞動過程中,一直對靈娃都很和氣,不僅沒有發生過任何矛盾,而且始終都是笑瞇瞇地對待這個孩子。
那時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煙,勞動中間休息的時候,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炮”,靈娃經常是上去一把就給搶走了,近平對此從來都一笑置之,對靈娃從沒有過疾言厲色。我們知青和基建隊老鄉把這些事看在眼里,武玉華和靈娃媽對此也非常感動,大概之前還沒有誰對他們孩子這么寬容、和藹。近平這個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隊,原以為靈娃會惹到他,鬧出點事情,闖出點禍來。但沒想到,有近平在這兒,靈娃反而不受欺負了,愉快自如多了。
幾年以后,近平經群眾推薦、組織選派要去北京上大學,臨行前與大家告別。武玉華和靈娃媽哭得最傷心。他們和近平一起勞動,互相幫助,近平對他們的孩子靈娃也很親切。這對陜北夫婦非常重感情,此時就好像自己一位親人要遠行一樣難過。根據我們的朋友武暉(也是武玉華的侄子)跟我轉述,1993年,近平第一次從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鄉親們的時候,武玉華已經去世了,剩下靈娃媽和靈娃兩個人度日,生活十分困難。近平知道靈娃家的情況后唏噓不已,還給他們母子倆留了一些錢。
近平這個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陜北人的說法,很“仁義”。他在梁家河,對貧下中農,對老人、兒童、殘疾孩子,都是一片愛心,真誠相待。作為一名外來的北京知青,他給鄉親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文安驛公社趕集。近平那個時候經常熬夜用煤油燈看書,所以他是計劃到文安驛去買些煤油,再買些煙。那時候我們經濟上比較窘迫,手里的錢很有限,只能買最便宜的“經濟煙”卷煙,9分錢一包,9毛錢一條。不成想剛剛到公社院外,我們碰見幾個老鄉,他們對近平說:“集上有個討吃老漢,說是你爸爸原來的衛士。他從綏德、米脂一路討飯下來到文安驛,聽說你在這兒,要來找你呢!”近平說:“那我去看一下。”當時我也沒在意。結果,過了一會兒,文安驛集上就轟動了,有從集上過來的人說:“剛才,習近平在街上,碰見了討吃老漢,說是他爸爸過去的衛士。他就把身上的錢、陜西省糧票、全國糧票,都掏光了,給了那個老漢,還把外套也脫下來給了人家!”
當時我聽到這個事情,心頭感到很震動,這是他的行為第二次使我感動。在那個物質極為匱乏的年代,糧票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有1斤陜西省糧票,買玉米面就9分錢,如果沒有糧票,那就是另外的價錢,會貴很多。當時近平的經濟也很拮據,錢和糧票并不多。我知道那時他家里也沒有余力給他更多支持。那時已是陽歷九十月份,陜北已經開始冷下來了,近平竟然把衣服也脫下來給了那乞食老漢。近平這樣做,可以說是傾其所有、傾囊相助了。古人贊美慷慨助人、仗義疏財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說,即脫下自己的衣服讓給別人穿,讓出自己的食物給別人吃。而近平在自己身處困境的時候,仍能夠做到對乞食老漢“解衣推食”,他的人格和胸懷令人感佩。
近平從集上回來在公社外和我們會合的時候,我問他事情經過,近平說:“那個老漢說他是我爸爸過去的衛士,我看他很困難,從綏德上面一路乞討下來,心中不忍,就把錢和糧票都給他了。”我說:“你都給人家了?”他說:“都給人家了。”我說:“這下,煤油和煙也買不成了。”
回到梁家河,我跟近平又談起這件事,我問:“你當時有沒有問那個老漢是真的假的呀?”近平跟我說:“他能叫得出我媽媽的名字,能說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還有一些事情,他說的也都對得上。”聽到近平介紹這些情況,我就多問了一句:“近平,他不會騙你吧?”近平坦然一笑,說:“我現在是個普通農民,他騙我什么?他不會騙我的。”聽到近平這么坦誠地說,我十分感動,肅然起敬。近平對這位貧窮老人的這種理解、這種信任,這種古人所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情懷,毫無保留傾囊相贈,真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難能可貴的。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和我們相處得可好了!他管我媽叫“干媽”,我媽特別喜歡他,覺得這后生知書達理,有文化,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想著“給近平端去點兒”。
我們有了娃娃之后,知青就不在我家住了。有空的時候,近平就來我家里轉轉,看看我家里的老人,抱抱我家里的娃娃。
平時,近平很喜歡小孩,也經常帶我家的娃娃一起玩,我家的幾個娃娃都跟他感情非常好,成天跟著他玩。1975年,近平走的時候,我的大女兒6歲了,娃娃不懂事,一直哭,拉著近平的衣服,不讓他走。
——劉金蓮《“近平干活跟咱農村人一樣”》
近平那時還在村里辦了個夜校,這個夜校當時是全縣做得最好的,后來成為縣上的試點,叫“趙家河村青年夜校試點”。這個青年夜校和村黨支部的生產會不一樣,生產會是打鈴集合,我們是吹哨集合的。我們總共有二三十個年輕人,每天都去參加近平辦的“青年夜校”,都在隨娃(即武剛文)的窯洞里集合,那時那個窯洞沒有炕,中間有一個很長的石條桌子,就像現在的會議桌一樣,大家都擠在這個石條桌子周圍。每天晚上,點起煤油燈,近平就給我們講課。
我是文盲,沒念過書,我們很多人都不識字,近平就教我們認字,教我們寫自己的名字。他問清楚每個人的名字,就幫我們寫下來,再一筆一畫地教我們自己寫。我會寫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時候教給我的。
那時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還到夜校這里來,卻一點都不覺得累,心里可高興了。年輕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給我們講課,教我們識字,還教我們唱歌跳舞。近平那時候經常說的一些話,我現在還記得。他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意思就是要充分發揮黨支部的作用。他還常說:“打鐵還需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高小梅《“近平教我寫名字”》
記得,近平到趙家河來,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頓飯。他來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趙家河這窮山溝了,第一頓飯,算是接風,咋也得讓人家娃娃吃好。
當時,每家每戶一年才分到幾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沒舍得吃,攢起來了。近平來的那天,我就把這些白面拿出來,搟了面條,給他煮熱湯面吃。煮面的時候,我又在鍋里打了個雞蛋,這是我家自己喂的雞下的蛋。我把熱湯面煮好,盛在一個白瓷碗里,給近平端了過去。
近平吃飯的時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趕到窯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邊看,大人看娃娃可憐,給這個分一點,那個分一點,飯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讓娃娃到跟前來。那頓飯,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飯很慢,細嚼慢咽的。
近平邊吃邊說:“嫂子,你做的這面條真香!”我說:“你吃著香就好,多吃一點,吃完再給你盛。”
近平吃完這一碗,我又給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問他:“吃飽了沒有?”
近平說:“吃飽了!”
近平從兜里掏出來糧票和錢塞給我,我說什么也不要,他拗不過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發現碗底下壓了1斤2兩糧票和3毛錢。那時候,這些糧票和3毛錢,可是超過這兩碗熱湯面幾倍的價值了。
——聶瑞蘭《“近平把糧票和錢壓在了碗底下”》
1973年,我們打了一冬天的壩。開春的時候,天還很冷,黃土凍得很結實,還要用炮炸開凍土。誰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時候,一大塊凍土疙瘩從山上掉下來,把一個社員的腿給砸了,當時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說:“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趕緊組織大家把這個社員抬回村里,先放到窯洞的炕上,讓他休息。近平又連忙安排人聯系縣上,讓縣上派人來接這位受傷的社員。出去聯系的人,先到鎮上,再到縣里,需要很長時間。這段時間,近平就一直在這社員家門口等著。我們說:“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擺擺手說:“不用。”受傷的社員在窯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聯系的人又緊著不回來。近平是既著急,又心疼。
他就在這個受傷社員的窯洞外面走過來走過去,走了很長時間,足足有幾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壞了。好在,這個社員及時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了,也沒落下什么毛病。后來我們村里人議論這事說:“近平這娃心眼兒好呢。”當時,近平是我們村的駐隊社教干部,是村里的領導,但社員受了傷,咱同村的人也沒有他那么著急。他把咱群眾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趙福有《“可把近平急壞了”》
1975年,縣上分了一個清華大學的名額,我們延川縣委會議推薦近平去上學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沒有任何人組織,我們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窯洞門口,準備送他。近平還沒有起床的時候,門口就已經站滿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開窯洞門,看到大家都來送他,先是吃了一驚,接下來就非常感動。他說:“我沒想到大家這么早都來送我!”村里人說:“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遠,我們肯定要送你呀!”說著說著,有幾個婆姨掉下了眼淚。忽然,人群中有個人喊了一聲:“哎呀!你咋來了?”原來,我們村上有一個叫石玉兵的殘疾人,雙腿行動不便,平時不怎么出門,他拄著雙拐,一步一步地挪過來要送近平。近平趕忙走過去拉住他的手,當時就下淚(陜北方言,流淚)了。我和近平朝夕相處幾年時間,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難,我沒見他下過淚。這次,是我見過的他唯一一次下淚。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遠,他一再讓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別。我們都記得,近平給村里人說:“大家都回去吧,我會回來看你們的。”
最后,我和10多個社員一邊走,一邊拉話,一直把他送到縣城。當時,我們村上有個人叫呂能勝,他在縣城工作,我們十幾個人就在他的住處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們都沒有合眼,就拉話、聊家常,近平囑咐我們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們說,要大搞農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問題、口糧問題能解決,溫飽問題能解決……每個方面他都講得很細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說留個紀念吧,就你3毛、我5毛地湊了5塊5毛錢,去照相館照了一張相。
我還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著他,把他從延川送到了延安。誰也不會想到,當年送出去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現在是咱們黨的總書記。
近平雖然不能經常回來,卻沒有忘記梁家河,經常寫信回來,詢問梁家河的情況,掛念梁家河的鄉親,也給我們講他自己的情況,還給我們寄他的照片。我們也都很惦記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時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終于回來了一次。聽到風聲的人,都趕來了,見到近平都親得不行,握手的,拉話的,就像是親人回家一樣。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沒想到,時間過得這么快,轉眼之間,距離我們送他去上大學已經40年了。看著近平挨家挨戶地看望鄉親們的身影,看著鄉親們圍著他拉話的場景,我想起了40年前他離開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這么圍著他,拉著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40年過去了,近平這次回來,實現了他要回來看梁家河父老鄉親的諾言。
——梁玉明《“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